第四章　海德格尔：存在为什么变成了“烦”

在世存在告诉我们，人不在世界之外

◆ 一、物品已经搬来，家还在形成

设想一个人刚搬进新住处。搬家公司已经离开，床、桌子和电灯都在，一只纸箱里装着熟悉的旧杯子。清单上几乎没有缺项，他也确实有了可以过夜的地方。然而，那句平常的“我到家了”，一时还说不自然。第一天夜里，他下意识地伸手摸向旧房间开关所在的位置。手碰到墙，才想起这里不同。清晨想喝水，杯子还没有找到，水壶放在不顺手的角落。窗外声音不是原来的声音，出门后的脚步也不能自动把他带到熟悉的地方。并没有哪一个物体神秘消失，但一套使生活无需每步说明便能继续的联系，暂时不能照旧工作。

这个设想使我们看见，住处不是各种物品数量的相加。床与休息、窗与早晨、桌子与手边的事情、门与即将回来的人，共同形成一套生活的关联。人不是先作为一团封闭意识存在，再逐项给这些东西贴上用途。至少在这个场景中，他一直以身体、动作、期待与他人共同生活。海德格尔的“在世存在”正有助于我们摆脱那幅过于简单的图画：人关在自己的内心里，透过一扇窗口观看外部世界。他分析此在时，把与世界的涉入作为基本构成，而不是两个先已完成的实体后来搭上的一条联系。[7] 因此，用“他离开现实，退回自我”来概括这一思想，方向恰恰反了。

但搬家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。即使一个人从来已经在世界之中，他也未必已经在这个具体的新生活中安顿下来。在世存在可以说明他不是无世界的孤岛，却还不能仅靠这四个字说明：这个住处怎样一点点成为他的家。基本构成与具体形成，在这里既相连，又不能替代。

继续看这个人整理房间。起初他把椅子靠墙摆放，觉得整齐。第二天写东西时，总要跨过一只箱子去拿资料；第三天朋友来访，两个人不得不把杯子放在地上。他移动了桌子，椅子的意义也随之变化：它不只是供一个人坐下的物品，还成了两个人能够把话说下去的位置。单独测量椅子的高度，当然能得到真实信息。但这些信息不会自动告诉我们，它在这段生活中怎样起作用。椅子与桌子的距离、两个人说话的姿态、谁愿意久坐、窗边的光，都会参与“这里适不适合交谈”的形成。我们不是在取消物的属性，而是在补足物成为生活中某种东西的条件。

海德格尔分析用具时，强调用具总在指涉与关联之中被理解；与之相连的世界性，不只是地理范围或者物体总和。[11] 把这点放回我们的设想，桌子作为书写处、椅子作为会面处，都依赖一段超出单个物品的实际关联。理论性的清单只是进入这些关联的一种方式，不是生活本身的全部。这也说明，秩序本身并不是敌人。水杯放得顺手，夜里能够找到开关，来访者知道哪里可以坐下，这些稳定联系让生活少了许多无谓中断。若每天都把全部安排打散，人的时间会被重复安顿耗尽，未必有余地发生新的事情。

我们真正要追问的，不是怎样消灭这些关联，而是关联如何形成、怎样改变，以及某种已经顺手的安排什么时候开始妨碍别的生活。一个安排最初帮助了人，后来却可能把人限制在旧用途里。它的意义需要沿着发生史理解，不能只凭眼前是否整齐来判断。

◆ 二、被抛与操心：并非命运和坏心情

搬家的人并没有从零开始。他带来了旧的身体习惯、说话方式、已经学会的本领、与别人约定过的事情，也带来了没有选过的条件。新房间不能把这些全部取消。这一点不需要神秘解释：我们每次开始，都会发现自己已经带着一段来历。“被抛”提示的，正是人不能在自己已经置身的存在之外，先选好一切再进场；“筹划”则指向此在与可能性的关系。两者在海德格尔那里不是先后装上的两个零件，而在人的存在中相互牵连。[11] 因此，被抛不能被简化成消极认命，筹划也不能被理解成在空白纸上随意设计世界。

在我们的设想中，习惯既可能构成障碍，也可能节省重新学习的力量。旧房间里的书写经验使他知道需要怎样的光，旧开关的位置却让夜里的手伸错方向。相同的过去，在不同的新关联中显露出不同作用。不能把“带着过去”一概判成不自由，也不能把“仍可改变”理解成过去已经失效。这正给SDE的讨论一个现实入口。某些差异已经稳定，它们为新的活动提供起点；另一些差异正在被新的接触改变。我们不必先决定这个人整体属于自在还是自为，才能理解他的生活。他在不同问题上拥有不同的可行条件，某些条件甚至正在形成，尚不能被当成现成选项。

所以，承认被抛与承认发生，并不冲突。发生论真正反对的，不是人有来历，而是把来历看成一张已写完的总脚本。过去进入现在以后，会受到新的接触；新的接触也不是任意取消过去，而是在它给出的阻力与资源之间逐渐形成差异。

读到“烦”“操心”“关切”这些译词，普通读者很容易想到一张愁眉苦脸的脸。好像海德格尔的结论是：人活着就是天天发愁。这个印象会使整本书从入口处就偏离问题。Sorge在《存在与时间》中承担的是生存论的工作。它把此在先行于自身、已经在世界中、又与所遭遇之物打交道的关联表达为一个统一构成。它不是对所有人的情绪作统计，也不表示快乐时这个构成就暂时消失。[7] 我们使用“烦”这个字时，必须保留它与日常烦恼之间的距离。

搬家的人可能兴奋，也可能疲惫；可能认真整理，也可能先躺下来。无论情绪怎样，他的行动都不是一个没有来历、没有去向的点。他从已有生活来到这里，又把这里理解为将要生活的地方。日常安排因此总与“我怎样继续存在”牵连着，哪怕当事人不把这个问题说出来。这一思想的力量，在于使我们看见平凡事务并非存在之外的琐事。拿杯水、挪一张椅子、给即将来访的人留位置，都可能属于一个人安顿其生活的方式。哲学不必等到特别宏大的时刻才出现，存在也不只在独处时才成为问题。

本书因此不会从“他用烦概括存在”直接推出“他的存在论没有幸福”。幸福与烦不在同一概念层面。真正值得研究的是，当生活的关切发生改组时，他的分析在多大程度上说明了改组的形成过程。问这个问题，才开始接近我们所说的意义摇篮。

◆ 三、熟悉关联失效以后，生活怎样重新接续

设想搬家的人已经把东西摆好，却在某个晚上突然觉得无所适从。并不是忘了钥匙放在哪里，也不是不知道明天几点出门。他知道这些局部安排，却暂时说不清整个新生活究竟朝向哪里。物品都能使用，生活却还没有形成能够承接他的整体方向。我们不能凭这样的描述就给任何人作心理诊断。它在这里是一个思想设想，用来区分局部操作顺畅与整体意义稳定。一个地方可以技术上能住，人却尚未形成“我将在这里怎样生活”的实际联系。缺的未必是一项新设备，也不一定是一句鼓励。

海德格尔赋予焦虑一种揭示作用：日常的意义关联失去理所当然的支撑时，人得以注意到自己原本如何依赖这些关联。[7] 这一点实际上已经向“秩序失效”打开了入口。因而说他只看见一个永远整齐、从不动摇的世界，并不符合他的分析。我们的追问在入口之后。关联失效怎样成为另一套关联形成的条件？如果那个人并不立即作出一个新人生决定，而是在与邻居、街道、手边工作不断接触中逐渐找到一种生活方式，这段过程应怎样描述？它不是旧安排的自动恢复，也不必是一个完整蓝图的执行。

失稳可能使某些新接触成为可能，但也可能只是增加耗损。前者需要我们观察形成，后者需要我们承认困难。把所有失稳都赞美为创造，和把所有失稳都判作意义终结，同样提前知道了本不应提前知道的结果。

现在让这个设想继续发生，而不替它预设成功。某天，那个人把一盆刚买来的植物暂时放在门边。邻居经过，提醒这里下午光照很强。两人只说了几句话；过几天又碰到，谈起附近一条不太拥挤的路。后来他们偶尔一起散步，但一开始谁也没有提出建立一种邻里交往模式。若最终形成了稳定往来，我们很容易回头说：他决定主动社交，所以融入了新环境。这句话可能抓住了一部分意愿，却没有保存整段形成史。植物的位置、一次提醒、几次没有预先安排的相遇、双方说话时的舒适程度，可能都参与了关系逐渐可持续的过程。

这里的新，不是邻居由无变有。新的是一种此前尚未成立的可重复联系。他开始知道某种事情可以向谁问，邻居也在回应中改变对他的理解。两个人不是把已经定型的自己简单接通，而在往来中形成了一些原来并没有的身份与期待。这个变化还可能失败。一次误解使谈话中止，作息差异使散步无法继续，或者双方最后只保持点头之交。我们不能因为一个美好的结局更适合本书，就把所有支线删掉。形成过程的真实，恰恰包括它可能没有形成。

由此，家开始有了另一层意义。它不仅是关上门之后的私人空间，也与门外逐渐建立的联系相关。这里出现的不是人把某种意义从内心投射到墙上，而是一段新的生活关系慢慢获得承接。意义在来回中形成，又反过来改变他怎样使用这个住处。

◆ 四、基本结构与具体安顿的发生史

面对上述设想，海德格尔的读者可以说：这正说明了在世存在与共在，何必再造一套词？这个回应不是敷衍。新邻里联系确实不是孤立心灵的私有产物，我们的叙述也依赖人已经能够与物、与他人打交道这一前提。但“某个过程属于共在”与“这个共同生活怎样具体形成”，仍然是两个问题。前一句把过程放进一个生存论理解，后一句需要辨认实际来回中的转折、反馈、保留与改变。它们可以合作，却不能彼此冒充。

例如“这是学习”能够正确命名一个孩子正在做的事，却不能解释他为什么在第三次尝试时换了一种理解。同样，“人在世界中”能够打破孤立主体的图像，却不自动告诉我们，某个新世界关联怎样从未定形变得可以重复参与。一般构成的广泛适用，不能替代个别形成的具体说明。反过来，本书也不能把缺少操作步骤当成存在论已经失败。海德格尔不是在写一份社区活动手册。我们的批判必须限定为：当我们需要解释新意义的形成时，仅有这些结构是否足够？如果不够，应补入哪一种解释任务？这比要求一本书完成一切更有力度。

因此，本书不是把“结构”两个字当成罪证，而是检验结构在论证中得到怎样的优先地位。结构可以是对形成过程的敏锐揭示，也可能在后来的应用中被当成一个固定框架。究竟是哪一种，需要逐处阅读，不能预先合并。

从这一段生活出发，SDE可以提出更细的区分。在关于新生活整体方向的问题上，某些时候差异尚未形成，某些时候差异正在形成，某些时候已经足以支持稳定参与和明确取舍。本书分别称为混沌态、介生态与秩序态。[1]这里的介生不是尴尬的过渡标签。那几次尚未知道会发展成什么的交谈，既不是什么都没有，也还不是一段已经获得稳定规则的关系。它们有真实影响，却未完成自身的身份。若马上问“你要不要选择这段关系”，就可能把正在形成的对象提前当成了成品。

同一时刻，别的尺度上仍然可以有清楚选择。两个人能够决定今天是否一起散步，却还不能完全决定将来形成怎样的共同生活。今天散步是局部的秩序问题，未来关系的形态可能仍在介生。把尺度说清，便无需把整个人划为不能选择的一类。当某种联系变得可重复，大家能够预期并调整，它便获得相对稳定的秩序。这个秩序可以继续开放，也可能逐渐固化。是否稳定与有多少改变空间，是需要分别分析的问题；因此，本书的自在—自为谱不能被画成混沌到秩序的一条直线。

这样的分析并没有证明海德格尔的基本结构错误。它增加的是一个观察窗口：与其只问这件事在结构中属于什么，不如再追踪它何时还没有名字，何时正在成为可以被命名的东西，何时已经能够承接下一轮选择。

◆ 五、让“烦”保持深度，也让生活继续长出来

“发现意义”和“发生意义”之间，不必成为非此即彼的争吵。某些意义确实已经存在，人后来才理解；某些联系则在行动中形成，理解也参与其形成。困难在于，当我们回头看时，两种过程都会显得像一直藏在那里。那盆植物最后若成为邻里谈话的常见起点，我们可能说：它原来具有连接人的意义。但“原来”有两种不同用法。一种说明此前已经成立而未被注意，另一种只是表达现在终于看清。若不加区分，后来形成的作用，就会被倒放进最初的花盆里。

SDE关注的，是这种倒放怎样发生。稳定结果容易使路径隐身。交往已经自然以后，最初那些局促、偶遇、试探与未接住的话，仿佛都成了可有可无的细节。然而没有这些来回，最后的自然可能并不会以同样方式形成。因此，“意义的摇篮”不在一个脱离日常的神秘层面。它可能就是事物还没有获得最终用途、关系还没有形成固定名称、参与者还在相互改变的那段实际过程。它不是对结构的否定，而是结构尚在形成时所需要的位置。

这个位置同样要求保留与维护。一个新的联系刚刚出现，若所有人立刻要求它提供稳定产出，它可能过早被压成旧规则；若完全没有时间和注意投入，它也可能迅速消散。介生需要的不是无限放任，而是与其形成程度相称的承接。

回到搬家的那个人。几个月以后，他不再伸手去找错误位置的开关，知道什么时候窗边适合坐下，也与几个人形成了松紧适当的往来。我们不必说他终于战胜了海德格尔的烦。按照海德格尔的概念，他并没有从操心的存在结构中毕业。改变的是一段具体生活的形态。原先不能承接他的关联，逐渐被新的关联替代。某些困难仍然存在，但不再以相同方式组织他的日常。他不是先得到一个终极意义，再照着生活；生活的反复发生，也使一些事情逐渐变得值得继续。

这一章保留海德格尔的重要洞见：人从来不是无世界的主体，日常事务本身包含存在问题。它提出的追加任务，是把一般结构与具体关系的形成史相接，而不预判原理论没有形成说明。第三章已经撤回“海德格尔漏掉一切意义形成”的概括；第四部将进一步返回作品、场所与揭示，检查不同说明各自能记录到哪里。若原理论已经覆盖相同区别，就应承认其覆盖，不能以没有采用我们的术语为理由把它排除。

此刻，门口那盆植物仍然可以只是植物。它不一定必须承担关系革命，也不必每次都产出新意义。允许事物有尚未规定的余地，并不等于强迫一切余地都结成果。我们要保留的是形成的可能，而不是把创造变成另一种必须按时交付的秩序。

在世存在告诉我们，人不在世界之外；发生论还要追问，这个正在改变的共同世界，怎样一点一点成为可以生活的世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