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章 萨特:存在为什么遇到了虚无
萨特的虚无不是一句“什么都没有”
一、朋友没有来:缺席怎样进入经验
设想你与朋友约好见面。推门进去,几张桌子旁有人谈话,靠窗的位置却空着。房间并非无人,更不是空无一物;但几乎不用逐一核对,你便察觉了那个人的缺席。眼前的东西都在,一种“不在”却格外清楚。朋友的缺席不是另一个坐在椅子上的东西。你不能指着一团名叫“缺席”的物质,说它正在那里。但缺席又不是毫无影响的空话。它改变你的注意,改变桌椅在你眼中的分量,也改变你接下来会做什么。房间里的东西一样不少,房间对你而言却已经不同。
萨特讨论皮埃尔不在咖啡馆时,正是要使这种否定性经验变得清楚。他并不把“无”简单当作抽象判断的结果,而追问人怎样在经验中遭遇缺席、欠缺与不在。[3] 这与“生活没有意思”相距很远。若一看到《存在与虚无》的书名,就把它读成一本教人悲观的书,连问题都还没有进入。这里对本书尤其重要。朋友不在,是一个已经形成期待的情境中的真实缺席;新的生活方式尚未形成,则可能是另一种情况。不能因为两者都能用“没有”描述,就用混沌把它们一并替换。发生论需要区分没有来的那个人,与还没有形成的那种关系。
我们由此获得一条阅读原则:先让萨特的概念在他所处理的经验中起作用,再问它能否覆盖另一种经验。批判不是先把对方的“虚无”改成自己最容易反驳的意思。一本新书只有正面经过这道窄门,才可能在门的另一边提出新问题。
你可能先感到朋友不在,然后才说出“他还没来”。这一顺序提示,经验并非每次先接收一堆中性材料,再由一个站在后方的裁判作出否定。某些东西一开始便在期待、关切与行动中显露为缺了什么。请再比较两种情况。你到约定地点寻找朋友,他的缺席组织了整个会面;一位与你毫无约定的陌生人也没有在场,却不以同样方式进入你的经验。两者都能形成逻辑上的否定句,实际的存在关联却不同。一个否定真值,不能独自说明它对生活具有怎样的意义。
这也是萨特的分析值得认真保留的地方。他使否定回到具体的、指向世界的意识活动,而不是把意识写成储存图像的柜子。[4] 我们不能把他放到一个只有“主体在里面,物在外面”的简单框架,再指责他没有发现互动。不过,期待本身也有来历。为什么这个人值得等待,为什么这个地方成了约定地点,为什么这次见面被理解为重要?其中有些条件已经明确,有些可能经历过关系的逐渐形成。如果只描述成熟期待中的缺席,我们还没有因此描述期待的全部形成史。
本书的追加问题就从这里开始。不是否认“缺席”的解释,而是把注意从一个已经成立的否定关系,继续移向使这个关系能够成立的历史。缺席之所以刺眼,恰恰可能说明某种关系已经高度成形;并非所有尚无名称的经验都具有这样的前提。
二、自在的重合与自为的非重合
现在进入那句引发本书讨论的话:自在“是其所是”。把它理解成“石头永远不会变化”,会得到一个很容易反驳、却并非萨特真正提出的论点。石头风化,树木生长,材料受外力改变,这些事实不能靠一句自同一宣言取消,萨特的区分也不以否认一般变化为要旨。[4]自在与自为的差别,在他的存在论中涉及与自身的关系:自在不以对自身的虚无化距离来存在;自为则不能像一个已经被规定完的东西那样与自己重合。这里的“不重合”也不是测量误差,而关联着意识、否定和可能性。[4]
我们需要把三句话分开。第一句,“这件物在这个条件下保持稳定”,是关于经验特征的判断。第二句,“同一命题中的A是A”,属于逻辑表达。第三句,“自在以某种自同一方式存在”,是存在论规定。它们互有联系,却不能拿第一句的变化事实,直接宣布第三句已经被逻辑推翻。但第三句也不是因为深奥就不受追问。它怎样解释与关系相联的具体显露?它与这些显露的形成史如何衔接?当我们把某种稳定结果称作自在,是不是已经略过了使结果稳定的差异过程?这些问题不会随着“存在论不是物理学”而自动消失。
因此,本书提出“相对稳定的特征显露”作为重构方向,并不冒充对萨特字面意思的翻译。我们是在改变分析任务:从区分存在方式,转向追踪具体显露怎样形成和改变。两项任务能否相互替代,还需要论证;不能在换词时就宣告胜负。
自为为什么具有吸引力?因为它使我们无法轻易把一个活人装进已经确定的名字。一个人做某种工作,有一段过去,被别人形成某种印象,这些都是真实的;但若说这些事实已经穷尽他可以如何存在,就把他过早封闭了。设想一位做了多年事务工作的职员。别人熟悉他的谨慎,于是把所有需要变通的事情都交给别人。他自己也可能逐渐说:“我天生就只适合照规矩办事。”这里不只是一个性格描述。这个描述开始参与分配机会,也参与限制他怎样理解自己的未来。
萨特对自欺的讨论提醒我们,人可能把自己固定为一种东西,也可能反过来只认自由的超越而逃避已存在的事实。[4] 所以“人不是一件完成品”不等于“我说自己是谁就是什么”。身体、经历与行动不会因为新宣言而被抹掉。这一点与SDE并不冲突。我们同样不应把当前的显露当成全部未来。但还可以进一步问:新的能力和身份如何在实际接触中形成?那位职员不是说一句“不,我有无限可能”就获得了新实践。他需要新的任务、反馈、合作与反复接触,才可能使原本抽象的可能变成能够承接的能力。
因此,自为的洞见需要保留,形成史也不能省略。不能用过去封死人,也不能用开放性跳过人成为另一种自己的具体过程。两种省略看似相反,其实都让一个已经写完的判断替代了尚在展开的生活。
三、否定旧身份,尚未形成新身份
“人是自由的”最容易被误解成一句万能承诺:只要真正想做,就没有什么不能做到。这样的承诺一旦与现实相撞,便很容易变成对失败者的指责。既然自由无限,任何不能实现的结果似乎都只能说明当事人不够努力。这不是本书应该归给萨特的简单主张。他对自由的存在论理解,不能直接等同于实现任何愿望的力量;早期理论已经包含事实性与处境,而非等到后期才突然发现身体和世界。[3] 对其自由观的批判若删掉这些部分,最后分析的只是一个流行口号。
我们可以把问题换一个问法。即使人在某种意义上不能完全成为一件受规定之物,他在某项实际任务上仍然可能缺少可行路径。存在论开放、行动中的可控制条件、已经形成的能力,是不同层次。它们之间需要桥梁,不能彼此借用名称便认为已经打通。在职员的设想中,他有理由拒绝被一个旧标签穷尽,但怎样承担一项新任务,仍需要具体的条件。有没有接触材料的机会,能否获得反馈,原有技能在哪些环节有效,失败后能否继续修正,这些都影响一个新可能能不能形成。
由此,本书的自由谱有了合适的位置。它不是测量萨特式自为究竟剩下多少,而是描述某个具体SDE中某种改变的条件怎样分布。这个谱可以帮助分析实践,却不能偷偷替换萨特的原定义,再让原定义为新量尺负责。
“我不愿再像从前那样生活”,可以是一句很真实的话。但它没有自动说出接下来怎样生活。一个旧方向被否定,至少说明原来的安排受到质疑;至于新的方向是已经清楚、尚在形成,还是暂时完全没有轮廓,需要另行辨认。设想那位职员第一次参与一项跨部门合作。他起初只是发现旧流程无法处理眼前的问题,后来在与不同同事的接触中,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工作方式。在开端,他未必已经可以从“旧职员”与“新协调者”两个完整身份中作出取舍。后一种身份可能正是在过程中才获得内容。
倘若最终确实形成新身份,我们容易把它倒写成一开始就投向的目标。这样说能使故事连贯,却可能把形成对象的过程变成执行对象的过程。否定起了作用,但新方向的形态不必已经包含在那次否定中。萨特会以广义筹划解释行动的指向,本书不能假装他只承认口头计划。真正的争论在于:广义指向能否充分说明每一种新可能的形成?如果一个筹划只是后来根据结果反推出来,而缺少能区分不同形成机制的作用,它就可能过于宽泛。
这是一项需要材料检验的批评。若原先确有明确方向,过程只是补足信息,应承认那就是选择与执行;若方向和行动问题都在反馈中改变,就应保留形成的地位。我们不能把一切归于预定筹划,也不能把一切都浪漫化为混沌。
四、一个空位,几种问题与一次转折
回到开篇的会面。朋友没有来,你可以继续等,也可以离开。这些选项已经形成,选择具有清楚对象。无论最后怎样处理,缺席都是实际处境的一部分,不能被“尚未发生”轻轻带过。再设想另一种情形。几个人相约见面,却没有预定共同活动的主题。他们只是把各自正在碰到的难题摆出来。最初的半小时里,话题并未归拢,谁也说不出大家将共同做什么。这里的空,不是预期中的某个完成品没有到场,而是共同活动的方向尚在形成。
第一种场景中的缺席,可以由已经成立的期待来理解;第二种场景中的未定形,需要追踪共同问题怎样出现。两者都可能包含否定,也都可能后来出现选择,但不能因此认为二者有完全相同的机制。这使“混沌不是虚无”获得更精细的含义。它不是说凡萨特谈虚无的地方都应换成混沌,而是说某些未定形过程不能仅从已经定形的缺失关系来理解。我们需要额外判断:缺的是一个已经规定的东西,还是规定本身还在发生?
这个区分比“没有等于尚未”的口号困难,也更有用。朋友确实没来,我们不应替他发明正在孕育的理由;新活动确实尚未形成,我们也不应因为没有现成主题就宣布这次相遇毫无意义。认真面对缺失,与允许形成,在同一本书里应当能够并存。
一条未被计划的消息,可能改变那次会面的走向。某人提到一本书,另一人想起一段经验,第三人发现原先分开的两个问题可以一起讨论。共同方向于是出现,但没有谁在最初独占它的蓝图。这里的偶然不是神迹。消息为什么得到回应,与参与者已有的知识、关切和相互信任有关;它也可能被忽略,成为一次没有留下痕迹的插话。发生论不是把条件删除之后赞美偶然,而是研究偶然怎样与既有条件连接,形成不同的结果。
若后来出现了一项可持续的合作,必须追问哪些差异被保留,哪些话题消散,哪些反馈改变了参与方式。说“大家选择合作”,可以正确概括后来的某次决定,却未必解释合作对象如何成为可以决定的东西。因此,偶然和选择不需要争夺整个人生。一次偶然可能打开新问题,局部选择帮助它继续,反复互动又改写了当初所想的结果。它们在同一历史中各自起作用。承认这一点,比把自由写成全能原因更能尊重真实能动性。
本书所谓混沌中的转折,重点在那个相关选项尚未成立的层面。当某段互动已经形成明确的分歧与取舍条件,我们就承认其局部秩序。这样,“混沌”才不会变成只要出现意外就随手贴上的大标签。
五、从自由的宣告走向可能性的形成
第一个容易的答案是:萨特太强调个人,所以不懂世界。前面已经说明,这不够准确。意识的指向、处境和事实性都在其理论中占据位置。问题只能是某一解释重心是否遮住了其他任务,不能是把世界从他的书中删去。第二个容易的答案是:人会变化,所以自在的定义错误。这个回答混淆了经验变化与存在方式。我们可以批评存在方式的划分是否适当,却必须到它实际规定了什么的层次上进行,而非用另一个问题的答案代替论证。
第三个容易的答案是:没有预定意义,所以随便创造一个就行。新的名称、新的愿望和新的意义也不是同一件事。一个合作被命名,不等于已经能够支持人们继续参与;一个人宣布重生,也不等于实际生活已经获得新的组织。形成必须经受接触和反馈。越过这三个答案,真正的批评才出现。萨特如何从否定性走向自由,如何处理选择对象的形成,如何使事实性与未来可能连接?在这些位置上,SDE需要提供比原解释多出来的观察与判断,而不仅是多出来的术语。
因此,后续萨特部分不会把这章当作已经获胜的序幕。它要逐一进入定义、动物与人的边界、自由谱、处境、选择与事后叙事,再到后期实践—惰性。每一项都会同时检验萨特与本书:原理论解释了什么,新理论又真正增加了什么。
会面结束时,我们未必得到一个完整结论。朋友可能仍然没有来,几个人也可能没有形成新的合作。缺失与未完成没有因为讨论哲学就自动转化为成果。允许这一点,是本书不把发生论写成安慰术的最低要求。但我们已经更清楚地知道,不能把所有“无”压成同一种东西。期待中的缺席、自我与既成身份的非重合、现实能力的不足、一个新活动的尚未成形,各自要求不同分析。萨特在其中一些位置上提供了重要洞见,SDE则要求把另一些形成问题继续展开。
虚无不必是终点,也不必总是摇篮。有些否定使现实更清楚,有些欠缺需要实际补足,有些未定形才可能成为新存在的孕育过程。只要还没有区分它们,一句“意义正在发生”就可能像一句“世界没有意义”一样过于仓促。本章留下的追问因此是有范围的:一种可能性本身尚在形成时,否定、筹划与选择的解释能否保存它的形成史?只有在具体解释无法继续的地方,SDE才有理由提出增补。强烈的判词须落到这样的缺口,才不至于把不同的“无”混作一谈。
自为使我们不被当前身份装满,混沌与介生则提醒我们,未被装满的地方不一定已经摆好了另一套身份。开放性不是现成选择的总仓库。它还需要与世界的来回,使一个此前不能清楚提出的可能,逐渐获得能够被生活的形态。
萨特的虚无不是一句“什么都没有”;本书要追问的是,否定已经有了解释以后,新可能本身的出生是否也获得了充分解释。
论证回看 保留自为的非重合与处境中的自由;不把自在等同于不变化,不把偶然等同于自主,集中检验选择对象的形成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