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章 技术为什么可能使世界失去意义
技术最深的限制,有时不是替人选错了答案,而是提前规定了什么才算问题
一、机器没有做错,问题却可能被改写
设想一家小型印刷工作室。过去,客人带来一份稿件,工作人员先读一读,问问用途,再讨论纸张、字号和装订。有人来印婚礼邀请函,有人整理父亲留下的手稿,也有人只要几十张说明书。机器承担印刷,但什么值得被印出来,往往要经过一段并不标准的交谈。后来,工作室更换了接单系统。系统要求先选产品类别,再选尺寸、页数、数量、交货日期。对于常见业务,它确实减少了误解。客户不必反复解释,员工也不容易漏记。订单开始增加,工作速度明显提高。
可是一个客人拿来的东西,让流程卡住了。那不是已经完成的书,也不是宣传册。他只有几张纸、一段录音和一些零散想法。他希望把某段生活整理下来,却不知道最后应该是一册文字、一组图片,还是别的东西。工作人员面对屏幕,首先问的不是“这里可能长出什么”,而是“你准备下哪一种订单”。没有类别就不能报价,没有报价就不能受理。这时候,系统没有计算错误。恰恰是它太正确地完成了既定任务,以至于尚未成为订单的事情,无处进入。
这里不是一家真实工作室的调查,而是一个思想实验。它让我们看见:技术带来的限制,有时不发生在答案算错的时候,而发生在什么才有资格成为问题,已经被预先规定的时候。
批判技术,最容易偷走它解决过的困难。没有稳定尺寸,装订容易失误;没有清楚数量,交付容易争执;没有流程,复杂合作可能变成少数熟练者承担全部记忆。上述接单系统并非无意义,它让已经成形的业务更可靠。因此,本书不会把“有秩序”直接写成“被异化”。秩序可以保护劳动,可以保存经验,也可以使新来的人较快加入。一个只能依靠某位师傅临场理解的工作室,同样可能让其他人缺少行动空间。问题出在适用范围的扩张。原本用于处理成熟订单的格式,开始要求所有事情都先成为成熟订单。原本服务某类任务的工具,逐渐成为判断什么值得接纳的门槛。
所以,我们需要区分“把已经形成的事情做好”与“只允许已经形成的事情进入”。前者是一种能力,后者则可能关闭能力继续发生的条件。两者外表可以很像,都有整齐表格、稳定时限和漂亮结果。
二、从技术器具到显露方式的安排
在《技术的追问》中,海德格尔把技术问题从器具的使用,推进到事物怎样向人显现。他以“座架”命名一种把存在者召集进可调配、可供应状态的揭示方式;“持存物”则指这种随时待用的呈现。[21]这不是说一台打印机具有恶意,也不是说不用电脑便能摆脱技术性理解。人可能仍拿着纸笔,却只把别人看成可以调用的产能。相反,使用复杂机器,也不必把全部生活压成产能。借工作室来理解,关键不只是“机器帮助印了多少”,而是“来访者能够以什么身份出现”。他可以作为一个有待形成表达的人出现,也可以只能作为一笔已经规格化的需求出现。
本书把后一种限制称为“显露入口的缩窄”。它是对上述思想的SDE重读,不是海德格尔自己的术语。入口一旦缩窄,很多并未消失的东西,会从工作记录里消失。没有记录的位置,久而久之又容易被当成没有现实价值的位置。技术因而可能影响的不只是效率,还包括我们认得出什么、愿意等什么,以及把什么当成值得共同处理的事情。
起初,员工也许只是按系统录入订单。后来,他逐渐练成一种判断:能迅速归类的是好客户,暂时说不清用途的是麻烦客户。再后来,连他自己想做一个项目,也会先问它属于哪个现成产品。这不是某个按钮直接控制了思想,而是反复使用的流程,改变了哪些差异容易被看见。熟练不只积累能力,也积累偏向。某些问题越来越容易处理,另一些问题甚至越来越难被提出。与此同时,客人也在改变。他本来想带着材料来商量,后来学会先把材料包装成系统接受的样子。于是双方都以为需求一直如此明确,忘记这种明确部分来自进入流程的要求。
在这里,主体和客体不是一成不变的两端。员工、客人、稿件与工作制度,通过反复互动形成一个新的整体。它可能很有效,却也可能让形成中的表达越来越难以存活。SDE所说的E,不只是工作室外部的环境。界面字段、报价办法、客户习惯、员工奖励、机器能力和双方预期,都在纠缠中发生作用。只说“人使用技术”,还不足以说明这些反过来塑造人的过程。
三、旧空间中的自由,与尚未取得入口的需求
系统可以提供很多产品。尺寸几十种,纸张几十种,颜色和装订各有若干组合。客人能够自由搭配,甚至得到以前没有的组合。这当然增加了某些实际自由。可是组合再多,也未必回答那个带着零散材料来访的人。他的困难不是“在多少种封面中选一种”,而是“我正在试着表达的东西,究竟需要成为怎样的作品”。这让我们重新理解自在—自为自由谱。秩序态内部可以有非常丰富的改变空间,不能把它想成一排僵硬按钮。但当改变的维度、对象和评价方式都已经规定,自由仍然可能被限制在这个已经形成的空间里。
所谓高度秩序化,并不必然意味着动作少、变化慢。有的系统不断调整,每一分钟都在变化,却始终围绕同一个不可讨论的目标运行。速度很高,方向的发生条件却很窄。因此,自由谱扩大与发生空间开放,需要分别检查。更多规格可能让成熟业务更自由;允许一个尚未命名的表达慢慢形成,则改变未来会有什么规格值得建立。
工作室一个月的记录显示:所有客户都需要既有产品。由此推断“没有人需要新的服务”,看上去有数据支持。但如果系统从开始就拒绝记录不属于既有产品的来访,这份记录便不能证明没有别的需求。这里不必假设工作人员故意隐瞒。选择记录什么,本身就参与形成最后可见的世界。未被接纳的事情离开以后,留下的数据库自然越来越整齐。本书称之为“入口造成的无”。它不是一切虚无的解释,而是一个可以具体追踪的机制:某类发生没有被允许进入,后来却被叙述为那类发生本来不存在。
如何检验?不是凭空宣布隐藏着无限需求,而是保留一段独立记录:哪些来访无法归类,卡在什么地方,经过额外交谈以后,有没有形成新的工作对象。若长期没有发现,就应该收窄推断。
四、带出、优化与未成形的事物
本书的批判在这里必须遇到反证。海德格尔并不是只会说技术造成遮蔽。他同一篇文章讨论poiesis,强调从尚未在场到在场的带出,并把自然生长与艺术制作纳入这一问题。他也把技术理解为解蔽,而不只是机械制造。[21]因此,不能说他完全看不见新东西的出现。他已经在追问出现的方式,并把一种支配性的呈现,与其他呈现可能区分开来。这正是本书应当认真承接的部分。真正需要继续问的是:当作品的目标、材料的用途和制作者的能力都尚未成形时,这种带出怎样在具体互动中展开?“让事物显现”与“说明哪些条件使某种此前没有的显露得以形成”,可以相互联系,却不是同一个任务。
工作室的例子把问题压到细部。谁能够继续听客人说?未成稿的材料放在哪里?哪一次试排改变了表达方向?哪些失败使人发现原来的产品名称不够用?这些问题并不被一个漂亮的“带出”概念自动回答。本书增加的是对差异状态及其转变的追踪,而不是宣布海德格尔从来没有发生思想。
设想工作室终于愿意接待那位客人,却要求他当天交出明确主题、目标读者和最终形式。看上去,这是帮助他把事情说清楚。但这些要求也可能来得太早。如果材料之间真正的联系尚未显露,过早确定主题,可能让后来出现的重要部分只能被删掉。不是所有删减都错误;问题是删减依据是否已经具有足够的发生基础。在混沌态中,我们首先遇到的可能是材料互相不搭。到了介生态,一些联系开始重复出现,又被新材料改写。这个阶段需要的不是无限拖延,而是让暂时的形状接受下一轮反馈。
如果此时只评价“完成度”,那么最像成品的草稿容易获胜,最可能改变问题的草稿反而容易被淘汰。秩序化的评价,就可能把发生过程导向容易被评价的结果。这是一条可以研究的机制,不是所有项目的定律。有时明确时限确实促成突破,有时反而截断形成。关键在于:时限施加在哪一层,评价对象是什么,以及退出之后还有没有修改入口。
五、怎样为发生留位置,而不制造新指标
工作室不必退回完全手工接单。它可以保留成熟订单的标准流程,同时为尚未成形的来访建立另一条路径:先保存材料与问题,不急着填写最终产品类别。这条路径需要明确边界。不是承诺无限免费讨论,而是说明一次探索服务包含什么,哪些成果还不确定,什么时候重新评估。确定的边界,恰恰可以保护边界内部的未确定。第一轮可能只得到一份材料清单。第二轮可能试出两种表达雏形。也可能发现这件事暂时不适合印刷,而应先补充访谈。技术在这里不替发生预定答案,却保存发生所需要的痕迹。
当一种新形式逐渐成熟,它又可以进入标准流程。于是秩序并没有被取消,而是不再拥有封锁全部入口的权力。新秩序从形成过程获得内容,旧秩序则提供可靠制作能力。这个设想体现一种双重安排:稳定部分承担稳定任务,未成形部分得到有限而真实的生长空间。两者之间还要允许往返,而不是一次归类以后永久定性。
这样的安排也可能被重新秩序化。工作室若规定每周必须产生三个新概念,每个月必须完成一次“混沌创新”,开放就很容易变成另一套表演。员工会学会制造看起来未成形的问题,再迅速把它们包装成成果。报告上充满探索、碰撞、涌现,实际过程却仍然没有时间接受意外。新的词汇,只给旧流程换了封面。因此,发生空间不能只靠名称辨认。需要看真正不合预期的材料能否留下,失败是否只能被改写成成功经验,原来计划是否允许因反馈而改变。
对SDE平台同样如此。若一个平台只能接纳已经能用S、D、E解释清楚的事情,它也可能失去接纳尚未清楚之物的能力。理论工具必须能够面对自己的不适用,而不能把不适用都归咎于使用者理解不深。
六、谁承担等待,什么才算意义
给未成形材料留空间,不能只要求一线工作人员无限耐心。倘若他每天的工作已经排满,任何额外交谈都只能由他个人延长劳动时间,所谓开放便可能建立在被忽略的负担上。工作室需要把形成服务作为一项真实工作,而不是道德奖赏。哪些时间用于成熟订单,哪些时间可以接待未成形材料,探索以后怎样决定是否继续,都应该被说明。确定的承诺反而能够减少双方的无底等待。这意味着发生条件具有分布问题。谁能够提供时间,谁可以拒绝,谁拥有改变流程的权力?若只有管理者能宣布“鼓励创新”,员工却不能调整任何具体安排,新口号就很难变成新的D。
客人也需要知道边界。尚未形成不等于可以无限占用他人资源;对方不能立即提供答案,也不等于不愿帮助。共同探索需要双方逐步形成一种可承受的安排,而不是用热情替代全部组织。在这层意义上,秩序与混沌不是互相排斥的两支队伍。某些稳定安排保护了未稳定的事情,使它不必在每一次效率比较中立即被淘汰。真正的问题是稳定究竟服务什么,而不是稳定本身是否存在。反过来,若所谓探索长期不能提供任何值得保存的差异,也不接受停止或修改,工作室有理由结束这一轮尝试。停止并不证明所有未成形都无意义,只说明这一具体条件下的发生没有达到继续投入的依据。
因此,意义摇篮不是一句不计代价的赞美。摇篮需要材料、空间、照料与边界;没有人承担这些条件,所谓“允许混沌”便可能只是把困难留给最愿意负责的人。
客人的材料最终印成一本册子,不能仅凭“完成了”就断定意义发生。它可能只是迎合了现成格式;也可能虽然没有成为册子,却形成了一次重要理解,改变双方后来处理材料的方式。本书讨论的意义,至少要考察新差异、行动可能和生活整合怎样改变。新差异不是越多越好,行动可能也不是越宽越好;它们需要在具体生活中被承受、检验和维持。一项技术既可能提高产出,又削弱某类意义发生;也可能通过节省重复劳动,使人有条件处理过去没有余力面对的事情。不能用一个总分预先裁定全部后果。
因此,技术是否使世界失去意义,不是看它有没有机器、数字或标准,而是看它在什么地方扩大了发生,在什么地方把尚未成形误判为无用。答案应当落在具体SDE中,而不是落在一种技术的名字上。这也避免了把现代生活写成单向衰败史。新器具可能制造新的限制,也可能使新的共同体、表达和能力成为现实。研究的任务,是把两条路径都追清楚。
七、从可调用的人,到能够共同形成问题的人
若员工只被理解成可调用的工作时数,他对那位客人的耐心便容易显得浪费。若客人只被理解成订单金额,他的迟疑也容易显得低效。双方尚未明确的需要和能力,被同一套尺度排到边缘。但关系可以改变。员工在这次工作中可能学会一种新的整理方法,客人可能发现自己真正想表达的不是原来以为的主题,工作室也可能形成一种新的服务。三个变化不必由某个人预先完全设计。这不是说商业尺度应当消失。时间和成本仍然需要承担。问题在于它们是否被当作唯一能说明这次互动的语言。只有一种语言时,其他价值即使出现,也容易被翻译到失去原意。
共同形成问题,意味着参与者不仅提交答案,还能改变需要被回答的东西。技术若支持这种改变,便不只是调配成熟能力,也参与培育未来能力。由此看,所谓主体重生,不是让一个孤立的人重新夺回全部控制,而是使人能够在复合互动中参与形成,而不只是占据一个被安排好的位置。
工作室经过一段尝试,未必找到适用于所有客户的新方法。它可能只确认一件小事:某些来访不能在第一分钟就被规格化。这个确认看似有限,却改变了以后接待的入口。本章因此不以“放下机器”作结,也不以“技术终将解决技术问题”作结。它提出一个更具体的检查:当现实超出既有分类时,系统允许谁提出异议,保存什么材料,经过什么过程改变分类?海德格尔帮助我们看到,技术不是只有器具的一面。本书进一步要求,把对揭示方式的反思落实到形成条件:那些还不能成为订单、指标或角色的东西,是否有机会在互动中获得自己的样子。
“太秩序了”不是反对所有秩序,而是反对一种秩序把自己的成功,误当成取消其他发生方式的资格。它最深的风险,不是让我们只能得到旧答案,而是让新问题还没来得及出现,就已经被拒绝进入。
技术最深的限制,有时不是替人选错了答案,而是提前规定了什么才算问题。可靠的秩序应当完成自己的工作,也给尚未成为工作的事情留一道真实入口。
论证回看 批判对象不是机器,而是显露方式的垄断;发生空间也不是无边界的等待,而是能够保存材料、接受反馈并改变问题的具体安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