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八章　混沌碰撞为什么能够产生新存在

碰撞不保证诞生

◆ 一、从一张材料桌到可以接续的回应

设想几个人在公共活动室整理材料：旧布片、棉线、纽扣、厚纸卡，旁边还放着几件做到一半的小物。有人想分类收好，有人想到用它们教手工，一位路过的人拿起没缝完的布带。此刻，材料各有来历，最终共同做什么却没有统一的方案。这并不是一切都没有秩序。纽扣与线可以区分，材料的主人可以说明哪些东西不能带走，活动室也有明确的关闭时间。尚未形成的是另一层面的差异：这些材料、这些人的动作以及他们彼此的回应，究竟能够构成一种什么样的共同活动？这个问题不能靠给物品分类直接回答。

一个人试着解释怎样收住线头。他说了两遍，旁边的人仍接不上动作。他便把半成品推过去，让对方从自己刚刚停下的地方接着做。对方做错了一处，错误却让两人发现，原先以为无须说明的一个翻转动作，才是真正的难点。又有人把这个位置用一张小纸卡标出。几次以后，桌上出现了成对的材料：一份停在某个难点之前，一份展示难点之后的样子。它们暂时没有统一名称，却已不只是等待收纳的旧物。一个人能够接住另一个人的动作，正逐渐成为这张桌子的特殊用途。

这里的设想不承担“人类全部创造怎样发生”的证明。它要使一个较小的问题显形：没有人先选定一种叫作“接手式说明”的完整方案，为什么共同活动仍然可能改变自己的形态？只说大家很有创造力，显然还没有解释这件事。

我们很容易把几个人坐到一起叫作碰撞。可是同处一室、轮流讲话、展示各自成果，并不必然形成新的东西。每个人说完便离开，下一次仍重复原来的说法，这样的相遇可能很热闹，却没有改变彼此能够做什么。本章把有形成作用的碰撞限定得更具体：一方带来的差异，进入另一方的动作，使后者不能完全按照原来的方式继续；后者的回应又返回前者，改变前者对材料、问题或自己能力的理解。重要的不是声音有多响，而是回应有没有被改写。

在长桌的例子里，第一次解释没有被听懂，并不自动具有创造性。若解释者只提高音量，认定对方不认真，原来的形式会更加牢固。真正有作用的是把半成品交给别人接续。这个动作暴露了说明的缺口，也改变了说明应该采取的形式。因此，所谓碰撞不是对失败的赞美。相遇必须留下可追踪的区别：问题是否变了，后续动作是否不同，参与者是否开始注意从前无法进入记录的东西。没有这些迹象，不能因为过程不顺就宣布混沌正在创造。

◆ 二、自组织须说明机制，也容纳明确的局部动作

面对新形式，我们常用一句话收尾：这是自组织的结果。若说到这里便停止，自组织和“大家自然就会了”没有多大区别。解释一个陌生现象，不能只是给它换上一个更有气势的名称。本书借自组织追问的是：整体形式并非由一个掌握全部结果的中心事先规定，却通过参与者之间能够继续传递的回应，逐渐形成某种承接方式。这个说法首先是一项研究要求。我们必须交代谁回应了什么，差异通过什么留下，以及何种回应使别的回应成为可能。[1]

长桌上，半成品之所以重要，不因为它象征开放，而因为它保存了一个人刚刚做到的位置。纸卡之所以重要，不因为它代表信息，而因为它让后来者找到此前卡住的动作。材料与标记进入同一个回路，说明才不必完全依靠原讲解者留在现场。没有这类具体机制，所谓自组织只是事后贴在成功上的标签。若一张桌子散场后什么也没留下，不能说自组织藏得太深；应当承认，这次接触没有形成能够持续的组织。理论只有容许这种结论，才不是对所有结果都正确。

这个例子也容易造成相反误解：既然强调混沌，是否要让参与者尽量不作决定？显然不是。一个人可以决定把针线收好，可以同意把半成品留下，也可以拒绝自己的物品被公开展示。这些问题已有可辨识差异，属于其局部层面的秩序态取舍。尚未成为严格选择对象的，是正在形成的整体活动方式。不能把“今天留下两份布带”说成“今天已经决定发明后来那套教学方法”。前者有当时的对象，后者把后来形成的对象倒放回了当时。

混沌与介生中的活动，因而不需要由一个完全没有秩序的人来承担。一个人带着成熟技艺进入尚未形成的合作，局部动作可能非常清楚，整体关系却仍然未定。我们研究的是特定D的状态，不是把整个生命判成一团模糊。这也是本书坚持尺度的原因。同一天下午，可以同时发生明确的材料管理、正在形成的动作承接，以及还说不清用途的共同问题。把三者全部叫选择，会失去形成；把三者全部叫混沌，又会失去已经可以承担的决定。

◆ 三、哪些差异留下，哪些反馈改变了问题

长桌上并不是所有尝试都会保留。有人提出把所有物品排成漂亮图案，当时大家觉得好看，下一次却没有人继续。另一张不起眼的纸卡被不断使用，因为它指出了总让人接错的那个位置。这不是证明有用的东西必然获胜。也许那张纸卡后来被弄丢，也许提出它的人没有再次参加，也许活动室不允许留下半成品。差异能否继续，取决于它是否具有承接作用，也取决于保存、接触机会和参与者负担等条件。我们可以把这种差别称为保留机制，而不立即把它改称某个主体的完整选择。某种做法可能因为被反复接续而留下，并没有举行一次对全部方案的投票。相反，一个被正式选中的方案，也可能因无法接续而很快失去作用。

研究新存在的发生，需要同时记录两者：正式决定怎样影响过程，非集中决定的重复怎样影响过程。只有前者的故事太像命令史；只有后者的故事又可能抹去清楚的贡献与责任。共同形成不是取消行动者，而是拒绝让任何一种动作独占全部解释。

假如活动的目标始终是把材料收得更整齐，纸卡只会被当作分类工具。可是实际困难来自一个人无法接住另一个人的动作。于是“怎样收纳”逐渐让位于“怎样使后来者能够接续”。问题改变之后，材料的意义随之改变。一块没做完的布，在收纳目标下是待处理物，在接续目标下却可能比成品更有说明力。它保留了动作发生的入口。原来应该尽快完成的缺口，现在成为需要暂时保存的部分。未完成的价值，在于它能否留下别人可以接续的位置。一块没有标记、无人知道从哪里接手的布，仍可能无法支持共同活动。残缺本身并不高贵；能够使下一次回应发生的未完成，才在这里获得了形成作用。

于是，反馈不再只是用旧标准判断做得对不对。它可能改变什么算值得保存、什么算讲明白、什么算一个可以交给他人的成果。问题、答案和评价标准在同一个往返里受到改写，这才使新形式不是旧形式的数量增加。

◆ 四、S、D、E的回写与稳定的积极作用

到这里，我们才有理由使用SDE，而不是从一开始把纽扣、讲解者和活动室分配给三个字母。S是共同活动显露出的样子，D是差异怎样进入、接续和转向的序列，E是这些差异能够相互起作用的特征纠缠。最初，S也许只是“几个人整理旧物”；随着接手动作被重复，S逐渐显露为“几个人用半成品互相说明”。D不再只有分类、装盒、清点，又出现交接、卡住、标注与再次进入。E也不只是原来的房间条件，而包括谁能理解谁的动作、哪些标记能被接续、什么材料可以留下。

S = F(D, E)提示我们，新的活动样子有其形成条件。D = G(S, E)提示我们，一旦大家开始把活动理解为接续，后续差异进入的次序也会改变。E = H(S, D)则要求我们看到，新的动作与显露会改写支持它们的共同条件。这些表达并非经过参数估计的预测模型。它们要求解释不要停在一个人的念头，也不要把环境当作固定布景，更不能把过程缩成照图施工。具体到共同手作，仍须说明谁的回应改变了谁，哪些痕迹被保存，以及保存怎样进入下一次活动。[1]

若每次活动都把材料完全打散，任何纸卡都不保存，每个人都从零解释，自组织不会因此更纯粹。恰恰相反，回应缺少可以接回去的地方，差异很难积累为新的共同能力。因此，混沌能够孕育新秩序，不意味着必须摧毁全部旧秩序。长桌、约定时间、基本手艺与物品边界，都可以是新活动形成的支点。新的未知往往依靠某些已知被承托，而不是在完全失去条件的真空里出生。危险发生在局部稳定越权的时候。一套原为保存材料而形成的分类法，如果宣布所有材料以后只能用于原先的目的，就会把维护变成封闭。反过来，若为了欢迎一切新用途而不再照顾物品归属，开放也会失去信任基础。

所以本书批评的不是稳定，而是把稳定结果当成不必解释、不许修改的本质。发生需要能够承接它的秩序，也需要这份秩序不抢先规定发生的全部方向。这不是折中，而是两个不同功能各守其边界。

◆ 五、随机、复杂和失败，都不是创造的同义词

桌上东西很多、参与者意见不同，只能说明材料多与理解不一致，不能直接说明出现了自组织。有人随手把纽扣倒在布上，图案恰好漂亮，也不因此证明新共同活动已经形成。在本书的用法中，随机着重事件未按某个已知意图发生；复杂着重影响不能被简单概括；混沌态着重相关差异还没有形成足以支持该层面取舍的秩序。这三个概念可以相遇，却不是同义词。我们没有用数学上的敏感依赖定义这里的混沌，也不借数学术语替哲学命题背书。

自组织还需要能够辨认的相互作用与保留。一个偶然图案若没有改变后来任何活动，它可以是一项短暂经验；若它使参与者发现一种新的说明方式，又通过材料与反馈不断修正，才有继续讨论组织形成的理由。创造同样需要交代“新”相对于什么。对这个小组首次可用，不等于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存在。本章所谓新存在，首先是在指定互动中形成新的可承接对象与活动方式，不是每一次手工改动都被宣布为文明史突破。

现在设想另一种结局。纸卡被写得越来越多，却没有人愿意整理；半成品越积越多，新参与者仍然不知从哪里接起。有人觉得活动已经变成替别人收拾残局，后来不再来了。这时，不能继续说“只是介生还不够久”。这样的解释可以无限延期，最终使理论拒绝任何失败证据。我们应当具体承认：材料留下了，进入材料的办法却没有形成；动作曾经互相改变，维护这些改变的负担却没有得到承接。失败不必说明最初的碰撞没有价值，也不必被重新包装为必然成功的前奏。它可以留下一个局部方法，同时失去整体活动。我们需要分别记录，而不是只允许“成功”或“毫无收获”两种结算。

这项失败还揭示一种重要风险：新形式的发生与新形式的存续不是同一个问题。一个方法在三个人都在场时成立，离开其中一个人便失效，说明它具有依赖条件。把依赖说清，比急着宣布它已经独立存在更有研究价值。

◆ 六、不良形成与后期萨特：两类不能跳过的反例

假如有人总是提出最容易被执行的建议，其他人渐渐不再表达不熟练的想法。活动很快高效起来，材料也越来越整齐，大家甚至无需开会便形成了固定分工。我们能否因为没有中央蓝图，就称它为好的自组织？不能。形成机制与价值判断需要分开。某种秩序可以通过互动逐渐稳定，却同时使少数人承担全部整理，使另一些人失去参与的入口。没有人事先设计这种结果，并不使结果自动正当。因此，意义的摇篮不是豁免评价的地方。我们既要看新能力是否发生，也要看谁能进入、谁在支付代价、谁有权停止。若所谓新共同体只把旧的不平等重新藏进默契，它需要被指出，而不是因“涌现”二字受到保护。

本书的发生论必须容许一个不太好听的结论：新的存在已经形成，但并不值得维持。这会使创造、自主与幸福不再被混为一谈，也为后面的三条意义发生链留下必要的区别。

谈到共同活动超出个人预定目标，我们必须记得前文讨论过的后期萨特。其“无总体化者的总体化”论述，已经把历史可理解性与没有单一全局设计者的问题联系起来。[20] 因此，本书不能把“整体不是一个人事先选出的”当作萨特从未触及的秘密。我们的增补应当落在更具体的任务上：当一种共同对象正在形成时，哪些差异开始可以被承接，哪些还不能构成选项，什么保存方式使它们进入下一轮，哪里又发生了中断。D三态是为追踪这些差别提出的工作语言，不是给萨特的已有洞见简单改名。

如果采用萨特的相关概念，已经能充分解释某个案例，本书就应当承认重叠，而不为了维持“遗漏”强迫制造距离。只有在它使某种形成差异更容易观察、比较或修正时，SDE才显示出自己的增补价值。这项要求也保护我们不被自己的总判词困住。一开始发现二分的困难，并不意味着后来所有材料都必须继续证明二分。思想真正发生的时候，论敌的反例也能改变我们的解释。

◆ 七、边界如何保护一个新问题的出生

公共桌面不是任意索取参与者经验的理由。有人不愿留下自己的作品，有人只愿短时参与，有人不希望别人拍照。这些边界可以明确，却不必把尚未形成的整体活动提前封死。相反，能够拒绝与撤回，常是本书在这个设想中为持续接触提出的条件。一个人相信自己的贡献不会被无限占用，才可能再次回来。把所有边界都当作阻碍创造，会使开放退化为要求别人随时奉献。时间也需要边界。共同活动可以约定先保留一段试验期，到时查看哪些差异得到承接，哪些只有热情而无实际继续。这个约定是在维护层面的明确选择，不等于对整体新形式作预先决定。

所谓保护混沌，不是延长一切不确定，而是避免过早关闭仍在形成的差异，同时不让不确定吞掉已有生活。摇篮之所以能托住尚未成熟，正因为它不是没有任何支撑的空场。

回到最初那条布带。那个不会接线头的人，没有先向大家提出一项“改变知识传播方式”的计划。可是他接不下去的动作，使共同问题从如何把话说清，转向如何让动作本身留下别人能够进入的位置。由此形成的新问题，又改变了材料的用途、讲解者的位置和学习者的贡献。学习者不再只是接受说明的人，他的卡住成为说明方法重写的依据。讲解者也不再只是已经掌握答案的人，他需要借别人的动作发现自己的说明缺了什么。

新存在的发生因此不是在原有世界之外凭空添上一件东西，而是某种新的共同活动取得了可重复、可辨认的地位。它一旦稳定，后来者就能围绕它作更明确的选择；在此之前，整体还需要通过相互回应继续形成。混沌碰撞的意义便不在于它代替了选择，而在于它可能使此前没有资格成为选项的东西，开始获得自己的轮廓。自组织也不是最后答案，而是我们必须继续向里追踪的那段承接史。

◆ 八、拆开回路，检验新形式怎样重新组织材料

倘若我们真想研究长桌上的形成，仅仅访问几位参与者，问他们觉得活动有没有意义，还不够。回忆可能已经被最终名称组织起来。更有价值的材料，是活动过程中留下的不同版本：最初怎样记录，哪一次记录开始被别人接用，哪一项改动改变了后续动作。可以提出几个具体的反事实问题。纸卡不被保留，下一次还能否从原来的难点继续？原讲解者不在场，半成品能否独立支持接手？换一位没有参加前次活动的人，他会在什么地方停住？这些不是要求参与者证明理论，而是检验我们声称重要的条件，是否真的在起作用。

若删去纸卡以后活动照样顺畅，就应重新考虑它的作用，而不是坚持它必然是组织的核心。也许关键是材料摆放，也许大家已经形成某种动作默契。若新来者完全不能进入，则不能把小组内部的成功直接说成公共方法的成立。类似检验不需要故意破坏信任或制造困难。可以在自然发生的人员更替中观察，也可以在参与者同意时做小范围演示。发生研究不因喜欢未知，就有权把别人放进不可承受的试验。什么能够被检验，与怎样检验才合宜，是两个都必须回答的问题。

尤其要保留不支持自己解释的材料。假如后来发现，某位参与者早在来活动室之前已经画好了整套设计，现场只是在执行，那么关于这一案例“整体未被事先设计”的判断就需要撤回。实际有计划的地方，不应为了赞美混沌而抹去计划。这种核验使自组织成为可以受到质疑的解释，而不是成功的别名。我们没有因为掌握了三个字母，就提前知道长桌上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恰恰相反，三个字母要求研究者把自己的推断重新放回材料之中。

还有一个更不容易看见的转折。最初是零散材料与人的回应帮助一种活动形成；等“接手式说明”逐渐稳定，参与者便会专门寻找适合留下操作节点的材料。整块漂亮布料未必被采用，能够显示一个关键动作的小片段却更容易被留下。这时，新形成的S已经开始改变后续D与E。活动有了自己的注意方向，也有了自己的排除方式。这不是过去碰撞的简单重复，而是发生结果取得了组织下一次接触的能力。

从积极的一面看，这使新活动不必每次等待偶然。它能保存自己的问题，主动寻找差异，扩大承接范围。从风险的一面看，它也可能把以后所有材料都看成自身方法的例证。若一项困难不适合用半成品表达，就被说成没有研究价值，新形成的秩序便开始封闭自己。因此，“新的存在已经发生”不能成为研究的终止语。我们还要看它有没有能力发现自己不适用的地方。一次成功的说明方法，可以承认另一次说明需要语言、图像或完全不同的共同动作，而不是要求所有学习者进入同一种入口。

自由谱在这里获得了一个具体位置。当接手活动已足够清楚，参与者能够在保留、修改或停止某种方法之间取舍；但新的困难也可能使整体再次进入介生。秩序中的自由与差异的再形成并非两条不相干的路，而在不同层面互相提供条件。长桌因此没有神奇之处。它只是让形成、保存、回写与失效变得可见：一些差异没有被过早扔掉，一些改变被别人接住，接住以后还能够继续改变。意义的摇篮，正由这些具体而有限的条件构成。

碰撞不保证诞生。只有差异进入回应、回应得到保留，新的共同形式才可能从尚未定形走向可承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