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九章 相对主义:一切都有立场,宣布这一点的人站在哪里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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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章区分带条件的判断、实际存在的分歧、框架依赖与无条件宣称一切相对的不同版本。历史入口采用柏拉图《泰阿泰德》对话中的相关论争,不把对话角色的发言当作普罗泰戈拉本人留下的完整著作。阅读室、译者和工作坊等故事均为本书思想实验。
第一节 同一本书,还是同一个书名
读书小组讨论结束时,小梅说一部小说的结尾十分温和,阿远却认为结尾突然切断了人物的出路。他们争了很久,主持人终于说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视角,作品没有唯一解释。气氛缓和了,但争论也停止了。直到后来核对版本,大家才发现,小梅读的是删节本,阿远读的是完整本;被删掉的一段恰好改变了他们所讨论的关系。两人的感受未必虚假,原先关于分歧来源的解释却过早了。
这个故事不说明作品只有一种正确解释,也不说明版本核对能够解决全部审美问题。它只提示,在宣布各有立场之前,先要知道究竟哪里相同、哪里不同。书名相同并不自动使全部阅读材料相同,材料相同也不自动使阅读任务相同。若主持人把“都在读同一本书”当作无需检查的前提,再把差别全部归给视角,他可能用一个宽容的结论掩盖了尚未完成的事实工作。
版本统一以后,小梅仍然觉得结尾带来某种理解,阿远仍然觉得人物付出的代价太大。这次分歧可能真正涉及不同的评价关切。继续核对字句未必足以消除它,却仍然可以帮助他们更准确地理解对方。事实没有解决全部价值问题,不意味着事实检查多余;价值存在差异,也不意味着所有争论从开始就只是一场立场表达。问题类型需要在具体过程中辨认,而不能由一种总口号预先分配。
主持人还可以问,两人是不是正在回答同一个问题。小梅关心叙事是否留下继续生活的可能,阿远关心人物是否得到了充分补偿。一个结尾可以在前一问题上得到肯定,在后一问题上受到批评,两项判断并非必须互相否定。表面矛盾可能来自问题省略。把省略补出来,有时比寻找谁更客观更有用。但不能因此认定一切冲突都只是语言误会,真正共同面对的争议也可能继续存在。
如果阿远说结尾根本没有那段文字,而小梅指出同一版本中的明确位置,我们就有理由要求阿远修改事实判断。此时不能用“对我来说没有”把阅读疏漏改写成私人真理。另一方面,小梅不能因为自己核对文字正确,就取得对阿远全部感受的解释权。事实纠错与体验评价属于不同层级,一个层级上的成功不应自动扩张到所有层级。这与前几章的问题相通,但在这里发生于对差异的理解。
现在可以看见相对化思考的两种用途。一种帮助我们发现省略的条件,使原先粗糙的争论变得准确;另一种以条件不同为理由,提前宣布所有进一步研究都没有可能。前者打开问题,后者关闭问题。它们都可以使用“视角”“立场”“对谁而言”这些词,却承担不同工作。不能仅凭用词判断它们同属一种认识态度,更不能把有条件的判断直接等同于任何观点都不可批评。
小梅的立场也不是从出生起就完整保存在她心里。她可能因为读过另一部作品,开始重视人物关系的持续;阿远可能在这次讨论中意识到自己原来忽略了某种叙事线索。讨论不仅让两个已有立场碰撞,也可能使立场本身改变。如果我们在开始时将两人封装成不同视角的固定持有者,就会漏掉对话后来真正发生的部分。所谓相对的两端,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。
因此,“各有各的道理”有时是讨论的必要暂停,有时却像把两个人分别锁进房间。房间被称为尊重,门却不能再打开。一个人原本可以从别人那里获得新材料,后来却被告知你们只是不同,不需要继续理解。这样的宽容并不一定来自恶意,但可能把相互改变的能力抹去。允许差异存在与预定差异永远不能转化,并不是同一个承诺。
反相对主义也可能犯相反错误。主持人可以宣布只有按某套文学术语解释才算合格,其他感受都只是主观。他也许拥有丰富知识,仍需说明这套术语能回答什么问题、哪些感受与问题有关。专业性可以提高解释,却不能凭名义把所有其他入口排除。我们不是要在封闭私人房间和封闭公共法庭之间选择,而是研究不同判断怎样获得可交流、可修订的条件。
这里尤其值得问,谁有资格把另一个人归入某个立场。小梅不同意一次解释,不表示她属于一种固定审美类型;阿远重视补偿,也不表示他永远只能按同一种伦理看作品。主持人给立场命名,可以帮助整理,也可能提前冻结了人。分类应当由材料支持,并允许被当事人的新判断修改。若一个标签能够解释他以后所有同意与反对,它可能已经不再是一项可检查的解释。
本章从这样的日常分歧出发,并不急于宣布绝对真理存在或不存在。它先提出一个较小的问题:当我们用相对性解释差异时,哪些条件已经被公开,哪些条件仍然被假定不变?如果所有人的判断都被要求交代自己的位置,提出这一要求的人又怎样交代自己的位置?若他保留了一个可以看透所有立场、自己却不必受检的地方,相对主义可能重新获得它曾经反对的最高视角。
接下来的工作是分辨:两人读到的材料不同,评价目的不同,还是在相同问题上作出了不能同时成立的判断?这些情况需要不同回应。一个承认自身条件的相对主义者可以帮助完成这种区分;一句把所有差别都归为各有道理的口号,却可能使核查提前停止。本章研究的是两者之间的转换,而不是把所有相对判断都写成同一种理论。
第二节 相对性能纠正什么
柏拉图《泰阿泰德》的对话把与普罗泰戈拉有关的尺度论带入知识讨论,并展开关于感知、判断差异和智慧资格的争论。这里的材料经过对话作者与角色的安排,不能直接视为普罗泰戈拉完整思想的逐字档案。本文使用它说明问题结构已有历史来源,不把现代框架术语倒灌成古人已经明确提出的体系。[9-1]
一种相对化的追问能够首先纠正未经说明的自我推广。有人在熟悉的课堂里习惯快速发言,进入另一种讨论方式后便认为沉默表示没有思考。这个判断可能漏掉任务规则、表达习惯和参与者的实际准备。询问相对于怎样的讨论方式,能使解释更准确。这并不意味着沉默永远有深度,只是说原先的判断没有充分交代自己的条件。相对化在这里增加了认识,而不是取消认识。
类似地,一项工具在精细工作中十分合适,在初学练习中却可能增加负担;一种写作形式适合专业比较,不一定适合第一次接触主题的读者。说它们的价值与任务有关,并不是说没有任何价值差别。恰恰因为条件写清,我们才更能比较。一个带条件的判断可以非常严格,甚至在相应范围内有稳定支持。条件性与任意性之间没有自动等号。
相对化也可以帮助人承认自己并非始终站在共同标准的中心。小梅喜欢一种叙事安排,可以诚实地表达,但若她说凡不喜欢的人都没有感情,就把个人经验扩展成了对他人的总评价。阿远可以指出她忽略的代价,却不能因此断言她的全部感受都是自我欺骗。对自己的判断加上对象、范围和材料,不会让判断变弱,只会减少它没有理由占有的领域。
不过,实际存在分歧并不证明所有判断同样成立。两个人记得不同页码,可能有一人记错;两个人使用不同测量单位,可能可以转换;两个人确实重视不同目标,才可能需要进一步讨论价值。分歧是需要解释的材料,不是解释已经完成的证据。若从“大家说得不同”直接推出“没有任何共同判断可能”,就将一个事实描述扩大成了关于全部认识的禁令。
反过来,实际达成一致也不证明唯一标准已经永恒成立。读书小组可能因为共同材料而取得理解,也可能只是没有听到其他解释;一致可以增强某些局部信任,仍需知道如何形成。相对主义和反相对主义若都把人数当作最终根据,只是分别强调分歧与共识,便共同遗漏了发生机制。我们需要问这些人看到了什么、排除了什么、用什么理由改变了判断。
还有一种值得区分的宽容:允许他人持有不同看法,不等于认为不同看法都为真。我们可以在不认同的情况下继续对话,也可以在确认某个事实错误之后不把对方整个人判为不值得尊重。交往方式与真理判断有关,却不相同。若宽容必须以取消所有对错为条件,它可能变得非常脆弱;若对错判断必然要求排斥对方,批评又会变成身份冲突。
在小组讨论中,主持人可以允许阿远继续保留总体评价,同时要求他纠正一个误引。这样既没有宣布全体解释平等,也没有把局部错误扩大成总体禁言。判断可以分层,关系也可以分层。我们并不需要先拥有一套解决全部哲学难题的终极原则,才有能力在某个具体位置上做得更准确。相对化最有力的时候,往往是在帮助我们形成这些局部区分。
本章还要避免拿不同领域的“相对”互相作证。测量值需要单位与条件,不直接证明所有伦理判断只属于个人;作品解释有多种入口,不直接证明同一段文字是否存在也可以各自为真。一个词在多个地方出现,并不保证论证能够跨领域转移。相关结构可以启发比较,但从启发走向证明,需要说明对象、关系和约束是否真的对应。
为了研究清楚,本文把不同主张暂分为四类:省略参数的判断、实际存在的标准差异、有关认识框架的依赖主张,以及无条件否认任何跨框架效力的强主张。这是本书的分析划分,不宣称所有学术分类都与之相同。划分的价值在于检查各类推论,不在于重新发明四个必须服从的学派标签。若材料显示这些边界需要调整,分类也应调整。
相对主义的有力动机可以被保留,而无需接受其每一种强结论。我们可以反对把自己的习惯当作宇宙规范,同时继续比较理由;可以承认知识有情境,同时追求跨情境可靠性;可以尊重不同感受,同时核查共享材料。真正的冲突不必发生在宽容与理性之间,而可能发生在两种不同的范围声明之间:这个判断需要条件,是否已经被说成任何判断都不能越出自己的条件?
相对化的力量在于揭出被省略的条件,危险则在于把条件重新冻成边界:既然你有你的框架,我有我的框架,就不再允许彼此改变。一项对假普遍的纠正,可能这样变成“永远不能共同判断”的新普遍。先分清几种相对关系,才知道这次扩大究竟发生了没有。
第三节 四种“对谁而言”,并不是同一件事
第一类情况,是一句话省略了能够补出的参数。某人说一段路很长,另一个人说不长,他们可能相对于步行与骑行作判断;某人说工具很轻,另一个人说重,可能面对不同使用任务。把条件补出来以后,两句话可以同时准确,不必存在无法调和的真理冲突。这里的相对性主要帮助我们完整表达对象,而不是宣告任何表达都无法获得公共检验。
长度单位提供一个更清楚的思想实验。甲用厘米,乙用毫米,数值不同并不表示各有不可交流的世界;只要单位关系明确,可以转换。若我们因为数字不一样便宣布所有测量只对个人成立,就忽略了可构造的对应。反过来,能够在这一例中转换,也不证明所有价值与解释都能无损换算。一个成功的转换需要其特定结构,不能被当作跨越一切分歧的现成万能方法。
第二类情况,是个人体验确实不同。同一种声音可能使小梅觉得舒缓,使阿远觉得单调。两份体验报告可以都值得相信,但它们不是在对同一个人的同一次感受作相反断言。保留报告主体和时点,就能减少表面矛盾。若小梅进一步说这种声音对所有人都舒缓,她便提出了可被不同报告限制的推广;若阿远说它没有任何结构,又进入了另一个需要材料的问题。
体验报告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完全免检。一个人可以误记先后、使用含混词语,或者后来改变对自己的理解。别人不能简单替他宣布感受,却可以询问报告意味着什么、是否与当前问题有关。第一人称拥有某种重要位置,不等于每一种第一人称解释都自动具有同样证据强度。尊重体验与澄清体验可以共同进行,而不必在强行替代与完全不可讨论之间选择。
第三类情况,是评价依赖明确目标。两张书桌,一张便于移动,另一张便于长期固定使用;哪张更合适,要知道任务。若目标不同,可以得到不同合理结论。这不是“好坏毫无根据”,而是根据有条件。共同讨论可以进一步询问当前应当优先哪项任务,但这增加了新的评价层级。不能因为对象评价依赖目标,就让目标评价永远消失;也不能因目标有争议,就说对象的任何性能差别都无意义。
第四类情况,是一种更强的认识主张:不同框架规定了何种证据、何种推论和何种对象可以进入,因此不能简单将一方的标准强加给另一方。这个提醒可能合理,但还没有证明双方完全不可交流。我们需要具体展示分歧在哪里,哪些词无法直接对应,哪些任务仍然共同,哪些材料可以引发调整。没有找到中立起点,与证明任何共同路径都不可能,是不同命题。
一个框架的使用者可以承认,没有站在所有语言之外的纯粹观察,却仍然通过学习另一种表达改进自己的判断。交流不一定需要从无条件的上帝视角开始,也可以从局部对应、共享任务和实际错误出发。共同标准有时不是先于讨论的完整法庭,而是讨论中形成的工作成果。它仍需要被评价,但它的发生不因没有终极起点就自动无效。
最强的版本则可能声称,任何主张都只能在自己的框架内部成立,且没有任何跨框架评价可以拥有资格。这样的主张需要分别说明“任何”“只能”和“没有任何”涵盖多大范围。如果它只是在描述本次尚未解决的困难,应当承认未来还可能形成新联系;如果它宣布普遍不可能,就承担了一个超出当前困难的论证。不能用局部缺乏翻译经验来证明全部翻译永远失败。
这里还要区分真、被相信、有理由接受以及暂时有用。一个小组相信某种解释,不等于解释因此为真;在现有证据下接受它可能合理,也不保证它不会被新证据改变;一种解释能帮助完成任务,又不一定穷尽对象。相对主义的某些表述可能针对其中一项,批评者不能悄悄换成另一项。把接受条件的差异误写成真理本身的任意,会把对方说得比实际更强,也更容易击败。
我们可以用两个记号帮助澄清,但不能让记号代替论证。T(p,c)表示命题p在已说明条件c下的真值问题,A(p,g)表示群体g实际接受p。由A(p,g)不能直接得到T(p,c),除非另有连接假设;两个群体接受不同命题,也不自动证明在同一条件下两个相反命题都真。记号的作用只是保存被省略的位置,不是为真实的心理或社会过程提供已经求解的数学模型。
同样,T(p,c₁)与T(非p,c₂)并不一定构成矛盾,因为条件不同。但若条件已经一致,命题内容也一致,仍然断言相反判断都以同一种意义成立,就需要更明确的逻辑说明。我们不能靠一个“相对”词把条件是否相同的问题掩盖,也不能靠一个“矛盾”词抹去真实的条件差别。严密性在这里表现为使争论落到具体层级,而不是总选择更宏大的立场。
最后,四种区分并没有保证每个真实案例都能立即归类。一场讨论可以同时涉及材料不同、体验不同、目标不同和框架不同。研究者可以先处理最清楚的一层,再看剩余分歧,而不必一次完成全部分类。若分类本身妨碍理解新的材料,就应当修改。本文用划分反对概念混合,也必须防止自己的划分取得新的免检地位。
补出条件以后,争论可能缩小,也可能才真正开始。核对版本可以纠正误引,却不能独自决定审美取舍;承认取舍不同,又不能替误引免责。相对性若能帮助找到各自需要的工作,就增加了理解;若将不同工作一并取消,只留下互不干涉的标签,就需要检查它的排他根据。
第四节 相对主义何时把自己留作例外
《泰阿泰德》的对话呈现了一种著名质疑:如果承认所有人的意见都真,那么认为该主张不真的意见也需要被承认。这是历史文本中的论证结构,而不是本书新发明的反驳;它针对的具体表述和对话语境必须保留,不能由此直接覆盖一切现代相对主义版本。[9-1] 本节将把可能成立的冲突与过度使用的快捷攻击分开。
设想某人说:“世界上的每一句话都只对说话者有效。”随后他又要求所有不同意的人,无条件接受这句话对他们同样有效。若两次“有效”使用同一意义,他便对自己的句子给予了刚刚禁止别人拥有的跨主体地位。这里的困难不在于他用了语言,也不在于他有一个观点,而在于一项普遍限制在应用到自身时被撤销。这个例外需要理由,不能靠把自己的句子叫作元观点就自动获得。
但如果他说:“这是我目前采用的一种解释,我并不要求你无条件接受,你可以检查它是否帮助我们理解这些差异”,情况便不同。我们可以质疑解释的内容、范围和效果,却不能直接宣布他在逻辑上要求了自身普遍有效。他可能只是提出一个有限假说。有限假说需要证据,不因此自相矛盾。批评者若把所有限定删掉,才能使反驳成立,胜利就属于删改者而不是论证。
另一种回应是区分对象层与元层:具体判断依赖框架,但关于这种依赖的理论处在不同层级。区分层级可以有意义,不能一律视为逃逸。需要继续问,元层规则凭什么适用,它是否声称所有层级都相对,是否允许与自己的论证同类的其他元层解释存在。若范围本来只限对象层,不能指控它违背一个它没有提出的全称命题;若它声称没有任何例外,则元层也不能无声成为例外。
这揭示了本书“免检”判准中的一个重要限制:不同层级可能合理地接受不同检查。对一个第一人称感受要求公共仪器读数,未必适当;对一个普遍心理理论只接受作者感受,也可能不足。所谓对称不是检查手段机械一致,而是差别待遇要有与主张相关的理由。相对主义可以说明自己的理论任务为何不同,却不能只因这是自己的理论就降低说明义务。
还有一种不易被逻辑矛盾捕捉的方式,是把任何批评都归回批评者的立场。阿远指出一段引文位置错误,主持人回答这反映了他对文字考据的偏好;小梅问某个解释为何遗漏情节,主持人回答这只是她的阅读传统。这样的回答可能提供背景信息,却没有回答引文是否错误、情节是否相关。指出批评有来源,不等于批评失效。若所有来源说明都被用来取消内容检查,相对化就成为一种普遍阻挡。
来源解释与理由评价必须分开。阿远可能因为受过某种训练才注意到误引,但误引是否存在仍可以核对;小梅可能因为个人经历重视某项关系,但关系是否在文本中发挥作用仍可讨论。发生史能够解释问题为何被提出,却不能单独决定问题是否成立。本书作为发生学研究尤其不能越过这个边界,否则它会用自己最擅长的问题,取代本来需要回答的另一个问题。
一项值得进一步检查的结构因此出现了:所有人的理由被解释成其立场的产物,唯独把理由解释成立场产物的方式,被当成不必与其他解释竞争的真相。这与直接的逻辑自相矛盾不同,更像是一种解释权限的不对称。要诊断它,需要找到实际拒绝竞争解释的材料。仅仅提出背景分析还不够,必须看背景分析是否被用于关闭理由讨论,以及是否对自己也开放同样的追问。
为了避免把两个不同命题强行碰撞,可以暂记“p在框架f中被判为真”为T(p,f)。T(p,f)与T(非p,g)在f、g不同且关系尚未说明时,不会仅凭这两个式子就构成同一框架内的形式矛盾。接下来仍需问两个框架是否可比较、是否谈论同一命题,以及这种带下标的表达究竟描述接受状态还是真理条件。加上下标只是定位问题,没有证明相对主义。
相反,若某人提出一个对所有框架无条件有效的总命题,同时否认任何总命题可能具有这种效力,就必须解释为何自身例外。批评在这里有明确对象;它不需要宣布所有带条件的判断都矛盾。将两个层次分开,也防止“我只是局部说说”成为回避公共主张的出口:一句话实际要求别人承担多大范围的义务,比它事后给自己贴什么标签更重要。
设想主持人可以讲述每位成员为什么偏爱某种观点,却不允许别人询问他为什么总用偏好解释所有争论。他的解释也许在若干案例中正确,但普遍地位需要另证。一个分析者能够识别某些条件,并不因此能够站在所有条件之外。批评不应要求他毫无立场,而应要求他把自己的分析同样作为可以比较和修订的判断。只有这样,反中心的理论才不至于形成一个更隐蔽的中心。
不过,批评者也不能从“分析者有自己的条件”直接推出“分析者无权分析别人”。有条件的判断仍然可以准确,一个人不必先成为无条件主体才有资格提出理由。真正需要限制的是免检,不是分析。若我们因为所有人都有来历,就禁止任何跨立场研究,我们实际上已经接受了某种最强的封闭相对主义,却可能误以为自己正在反对它。
还有一种不对称出现在失败解释中。理论预测某种分歧源于不同框架,后来双方通过共同材料达成了有根据的调整。若理论允许修改,就得到了新知识;若它说这只是双方暂时共享了另一个框架,因此无论如何都证明原论点,就需要检查原论点究竟排除了什么。解释范围可以扩大,但扩大之后应当有更清楚的内容,不能让任何结果都成为同一句话的证据。
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求相对主义必须预测永远争吵,否则算被推翻。某些版本本来就允许框架转换与学习。需要做的是把理论的实际承诺写清:它是在解释判断条件,还是在否定跨框架合理性;是在承认多样结果,还是在给多样结果一概授予相同资格。只有对应这些承诺,反例才有意义。没有明确承诺的万能反驳,和没有明确承诺的万能理论同样贫乏。
自我适用要检查的是同一标准,不是只看句子里有没有“一切”。标准作用于自身时是否改变,改变是否有理由,这种理由是否也允许对手使用,才是核心。如果批评者换了命题层级或删去原有限定,自指指控便应撤回;如果对方只在轮到自身时取消标准,则留下了具体的例外。
第五节 被固定下来的“相对双方”
第三次讨论时,小梅与阿远已经改变了一部分解释:小梅承认结尾包含无法被温和气氛抹去的损失,阿远也看见人物关系尚有未被切断的部分。两人仍有分歧,却不再处于最初的位置。若主持人仍把他们登记为“温和结尾派”与“出路被切断派”,分类就开始落后于互动。立场差异真实存在,不等于立场本身不再发生。
这使本章提出一个不同于自指矛盾的发生学问题:相对关系中的单位从哪里来?我们常说相对于个人、群体、语言或传统,但这些单位并非只需报出名字就已经获得清楚边界。个人内部可以有不同目标,群体内部可以有实际争论,语言可以被扩展,传统也可以通过解释和选择继续形成。若把单位当成固定容器,再将所有判断放进去,就可能把发生过程压成静态归属。
本文不是说这些单位不存在,也不是要求每次讨论都重建全部历史。为研究方便,暂时固定一个人、一组材料或一套术语可以很有价值。关键是固定是否仍与问题相称。若正在研究的恰恰是对话如何改变判断,便不能把判断单位永久固定在对话之前。否则,模型从起点就禁止自己看见最需要解释的结果,再把看不见误当成结果没有发生。
这一点与本书采用的视角分析相呼应。我们实际可以记录的是多次不同的阅读、操作和解释活动;为了比较,研究者可能假设它们围绕一个相对稳定的对象展开。这个假设需要校准与材料支持,不能把它自动当作每次经验已经直接交出的事实。所谓不同视角,有时是不同发生加上对同一对象的稳定化处理。视角选择的发生,也应当进入研究,而不是永远从预先齐备的视角列表开始。
在读书小组中,同一本书可以通过版本核对获得较稳定的比较对象,但阅读任务仍然变化。第一次是在理解情节,第二次在分析关系,第三次在讨论某个概念。若把这些变化统统叫作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意见,就会制造不必要的冲突;若把它们彻底隔离,又可能漏掉后一项任务怎样由前一项困难生长出来。保持对象需要工作,辨认问题转移也需要工作,两者不能互相取消。
对个人同样如此。小梅在第一次讨论中重视理解,在另一个具体问题上也可能坚持责任。把她归入一个总立场,可以帮助粗略描述,却不能预测她所有判断。新材料可能使她重新分配价值,合作也可能使她发现原先没有的关切。一个人的一致性不是永远使用同一套口号,也可以表现为在变化中说明自己为什么改变。若相对主义只保存归属而不保存变化,就可能误把主体写成框架的重复出口。
群体边界也需要同样谨慎。某个小组经常使用一种解释,不意味着每个成员都完整认同,也不意味着不同意见天然属于外部。新成员可能改变问题,旧成员可能修订术语。若研究者只把最响亮的表达当作群体标准,再以群体标准解释所有成员,就可能用分类制造一致性。不同声音不仅是总立场中的噪声,有时是总立场尚未定型或正在改造的证据。
这时,“尊重他们自己的标准”可能出现一个悖论:谁代表他们?若代表资格从来没有被说明,尊重可能只落到最有发言机会者的表述上。这里不需要转向任何现实政治对象,读书小组内部便足以展示问题。主持人说本组一贯如此,未必说明每位成员都同意,也未必说明旧约定适合新任务。共同标准可以约束活动,但其形成和修改不应只靠一句集体身份被隐藏。
语言也不是一堵永远封闭的墙。两个读者可能没有立即对应的词,却能够借助例子、动作、反例和改写逐渐建立差别。新表达可以失败,也可能获得稳定用途。若理论宣布只有完全共享语言之后才可能交流,就会遗漏共同语言如何通过交流形成。前提可以在过程中获得建设,不必总在开始前已经全部具备。当然,这不保证一切误解都能消除,建设也需要时间和实际约束。
由此,相对主义可能保留了一个它自己不容易看见的绝对项:不是某项判断绝对真,而是相对单位被当成绝对既定。各有各的框架,框架却不问从哪里来;各有各的自我,自我却不问怎样被互动改变;各有各的标准,标准却不问谁有权修改。它反对内容中心,却可能保留边界中心。这个诊断是本书的候选解释,需要对具体论述检查,不能宣称所有相对主义都如此。
对应的重建不是取消边界,而是让边界具有发生记录。为了当前任务,我们暂时怎样界定单位;哪些证据支持这种界定;什么变化说明边界需要更新。一个读书小组可以暂用共同词汇,但保留新概念进入的方式;一个个人可以维护自己的判断,也能说明他从他人那里改变了什么。稳定与变化不是只能选择其一的本体姿态,而是可以在具体任务中分别获得理由的工作。
这项分析也限制SDE自己。若我们每遇到一个人就固定分出显露、路径与纠缠,却不允许这些划分因问题而调整,同样会制造新的静态容器。三方程要求互生,不表示研究者已经拥有无误的分界。某项内容在这个问题里是当前显露,在另一个问题里可以成为条件,改变分析对象时应当明说。分类可用,不等于分类拥有脱离发生的最高地位。
因此,本节最重要的追问不是相对主义有没有绝对的口号,而是它是否让相对关系的形成退出了相对性分析。看见差异只是开始,还需要看见差异怎样长出来、怎样被维持、怎样互相转化。如果这些过程被保留,相对性可以成为一条研究道路;如果这些过程被固定单位掩盖,相对性就可能成为一种把活的互动封存在各自格子里的解释。
第六节 让有限的相对主义作答
现在请一位谨慎的相对主义者进入读书小组。他不说一切意见都正确,也不说所有人永远不能理解彼此。他只提醒大家,判断总要使用某种问题、语言和证据要求,而这些条件不应被默认为全体人已经共享。他愿意说明自己的条件,也允许别人比较其解释。面对这样的立场,本书不能只问“你这句话是不是绝对真”,就宣布讨论已经结束。
对方可以指出,承认自己的理论有适用范围,并不使理论没有内容。一张局部地图可以帮助人行走,不必先覆盖整个地球;一种针对某类分歧的解释,也不必先决定全部真理的性质。若它确实说明哪些表面矛盾来自条件不同,就已经完成了一部分工作。本书没有理由因为它不提供终极保证,便否认局部成果。否则,我们又对对手要求了自己不曾提供的绝对性。
他还可以承认框架变化,并说这种变化本来就是相对化研究的重要对象。框架不必是固定箱子,可以是历史中不断调整的规则集合。若具体文本如此,上一节关于固定单位的批评就不适用于它。我们可以继续询问变化机制是否解释充分,但不能把未完成的细节自动当成原则上的禁止。开放主张与已经完成的开放实践不同,二者也不能被混成同一个过失。
第三个回应是,公共交流并不等于从所有框架中抽身。两个人能够建立共同程序,可能只是形成一个新的局部框架,并非发现无条件的终极法庭。这个回应完全可以与本文的一部分分析相容。本文并不要求共同程序必须无来历,才有认识效力。共同程序能够在相关任务中检验错误、区分解释、允许修订,就可以获得有限理由。它是不是仍被称为框架,并不决定它的价值。
因此,争论需要进一步明确。对方若只说一切认识都要在某些条件中进行,我们并不必然反对;若他说所有条件之间都不能有理由地比较,就提出了更强主张。共同程序的出现至少要求他解释这种比较怎样发生,而不能只以“新框架”重新命名后就不再研究。命名可以保留理论的一致性,却未必增加关于机制的知识。我们需要比较的是解释产出,而不是谁能够用自己的词覆盖更多结果。
反方还会质问本书:你要求大家公开前提、允许反驳和保留回写,这本身也是一套规范,凭什么它可以评价别人?这项质问必须被认真接受。本书不能回答,因为这套规范来自SDE,所以天然普遍。较有限的回答是,对于共同声称要解释材料、比较理由并改进判断的探究,这些要求能够帮助参与者辨认错误与权利扩张。它们与任务之间的关系应当说明,而不是被宣布为无需辩护的宇宙命令。
有人可以不接受这项共同探究任务,只愿意表达个人体验。我们仍然可以理解他的表达,却不必将它当成关于所有人的研究结论。不同活动可以有不同说明义务。但是,如果他一方面拒绝研究的责任,另一方面又要求自己的表达替全部研究作最后判决,就出现角色跨越。本文反对的是这种跨越没有相应理由,而不是要求每种生活表达都改写成论文。
这也说明,批评并非永远从内部或永远从外部出发。内部批评可以问一套框架是否符合自己的明确承诺;跨框架批评可以问它在共同任务中遗漏了什么。两者都有边界。对方可以指出共同任务尚未建立,我们就需要继续说明关联;但不能因为暂时没有共同任务,便证明以后永远不能建立。条件的当前缺乏是现实困难,不自动是一项关于全部未来的不可能性定理。
对方还可以提醒,翻译与协调可能带来损失。一种新的共同词汇可以保留操作差别,却弱化某些体验;一种公共程序可以方便比较,却要求参与者放下原来重视的细节。这些损失应被记录。共同标准不是越统一越好,也不是越复杂越完整。它的适用性需要根据任务、成本和参与者能否理解来判断。本文不能用共同性之名为同化取得豁免。
同样,无法完全翻译并不等于没有任何交流。小梅可能仍无法像阿远那样体验某段故事,却已经知道他的主要关切和反对理由。这个理解有实际内容,不必等到完全共享人生经验才成立。若以完全理解为唯一门槛,交流会被设定成不可能;若把一点点对应当成完全理解,又会抹掉剩余差别。需要的是层级清楚的有限成果,而不是全有或全无的总判断。
还有一种重要的反例:有些分歧经过充分核查和共同解释以后仍然存在,并非因为双方不诚实或不够深入。小梅可能继续重视关系的延续,阿远继续重视未被补偿的损失。我们可以说双方理由更清楚,不必宣布一定有一个尚待挖出的共同终点。发生学应当允许这种结果。若它规定所有真正互动最终都会生成和谐一致,也会把现实差异强行塞进自己的理想结构。
因此,最强的相对主义回应迫使本书从“全部相对论自我矛盾”退回更准确的任务:检查哪种范围被扩大,哪种单位被固定,哪种背景说明替代了理由评价,哪种对外要求在自身处被撤销。它也帮助本书承认,有限性并非理论缺陷的同义词。一个诚实说明范围的局部解释,可能比一个假装站在所有条件之上的宏大体系更适合实际研究。
但这不意味着所有相对主义都因最强版本存在而自动免检。某个实际论述是否允许上述回应,需要读它自己的文字、观察它自己的使用。不能让最细致的辩护替所有粗糙口号担保,也不能让最粗糙口号替所有细致论证受罚。每次判断仍应回到具体主张。理论家、传播者和本书构造的模型是三个不同对象,不能根据论证需要随时交换身份。
这场反驳之后,本书与相对主义之间不再只有敌对关系。它可以继承对假普遍的警惕,也可以提出对固定框架和免检元立场的批评。真正有价值的思想关系并不要求一方彻底消失。借用公开,分歧具体,新增任务能够被说明,双方就有可能共同推进问题。若为了证明“主义都是小偷”,本书反而拒绝承认公开而有理由的继承,它才是在替自己的全称口号保存例外。
第七节 三种分歧,要走三条不同的路
第一种分歧回到版本问题。小梅说小说中没有一段文字,阿远能够指出完整本的位置。适当的工作是核对出版文本、页码与是否删节,而不是先调查两人的性格。性格也许能解释为什么谁忽略了什么,却不能代替文本核查。错误被发现以后,相关判断应当改变。这里存在一种局部而明确的共同约束,不需要双方先拥有同一套人生哲学。
若小梅此前使用的是删节本,她也不必为没有读到不存在于手中版本的文字承担同样错误。需要修改的可能是“这部作品没有那一段”的过度推广,而不是关于自己版本的报告。责任与证据都应落在具体主张上。把一个可以澄清的版本差异变成谁更有文化的身份竞争,会使事实工作被地位争执吞没;把它变成私人真理,又会使过度推广失去纠正机会。
第一条路的终点并不必然是解释一致。确认同一段文字以后,大家才更清楚地进入下一层问题。事实核查的成功值得承认,但不能借此宣布后面的评价已经由文字本身决定。读者有时因为受够了无休止的解释争论,便希望一次考据能够结束全部讨论。这样的期待可以理解,却仍是权限扩大。文字存在是一项事实,它怎样支持某种解释,需要继续给出理由。
第二种分歧涉及理解。阿远认为一句话表示人物逃避,小梅认为它表示人物开始承担。两人可以分别说明前后情节、叙事视角和替代读法,再看哪一项解释能够更好处理相关材料。这里不必先设一张数值表,也不必直接宣布没有对错。解释可以因遗漏关键情节而削弱,可以因解决原先困难而加强。证据支持的程度不同于简单页码核对,却不因此等于任意选择。
为了检验自己的解释,小梅可以寻找一段对自己不利的材料,而不是只收集相似句子;阿远也可以尝试说明对方为什么会形成另一种理解。能够重建对方,不等于同意对方,却有助于发现自己是否只在攻击一个简化版本。若一种解释只能通过删去最困难的段落成立,其范围就需要收窄。解释的整体性不是把所有材料压成同一声调,而是说明材料中的张力怎样被保留。
这条路也可能形成新的问题。两人最初在逃避与承担之间二选一,后来发现人物是在一个关系中承担、在另一个关系中逃避。新解释不一定是折中,它可能改变了对象划分。但新划分需要材料支持,不能只因为更复杂就更正确。研究者应当展示它比原来的二分多解释了哪一处,付出了什么概念成本,以及何种情节会使它不再适用。
第三种分歧涉及已经公开的价值排序。双方对情节和可能解释大体一致,却仍然不同意结尾是否值得肯定。一人认为保留继续生活的关系很重要,另一人认为某项伤害不能因为后来恢复平静就被淡化。这时不能只要求对方再读一遍,好像所有价值冲突都是阅读不够认真。也不能说既然是价值,便不再需要理由。双方仍可说明关切、考虑反例并探索新的评价方式。
他们可能形成一种更细的共同结论:结尾在恢复关系上有力量,同时没有充分处理损失。这不必抹掉各自总体态度。共同结论可以包含并列判断,而不总是一个最后分数。若任务是理解作品,这种结果可能已经有用;若任务是共同写一篇推荐文,还需要决定怎样向读者公开分歧。不同任务要求不同程度的收束,不能将研究中的开放直接当成行动中的无限拖延。
另一种结果是,双方仍然保持不同意见,却知道自己会在什么条件下修改。例如,小梅承认若某项关系实际上建立在压制表达之上,她会调整肯定;阿远承认若人物明确承担了某种修复,他会改变批评。这样的条件说明使分歧具有可继续工作的形状。它不保证条件一定出现,却避免了立场变成仅靠身份维持的宣言。有限开放比抽象地说“我当然接受批评”更具体。
为了检验这三条路,我们可以再换一个翻译工作坊。译者对某词是否出现的分歧,需要查文本;对该词在句中作用的分歧,需要解释语境;对译文应当优先顺畅还是保留陌生感的分歧,可能需要公开翻译任务。三种争议可以同时存在,但不能都用“译者各有风格”打发。风格可以有价值,仍不能替误引或遗漏取得免责。
工作坊可以尝试两个译本,让读者说明各自理解到什么。但读者反馈也不是未经选择的裁判:选了谁、提出什么问题、什么算理解,都要说明。这里回到第一章,并不表示陷入无法前进的循环。相反,前面形成的区分开始提供帮助。我们能够在新的任务里使用带条件的实践检验,而不是重新从“实践永远对”或“实践完全不可靠”两极开始。
还可以安排一个反向案例:两个版本在预定任务中效果接近,而一方仍坚持自己的译法拥有唯一普遍资格。他可能有更深理由,需要具体提出;也可能只是把熟悉感当成真理。另一方面,效果接近并不证明两个版本在所有任务中等价。当前任务没有区分出的差别,可以留待新任务研究,不必被宣布不存在。研究的边界同时约束过度独断与过度等同。
三个故事共同说明,分歧的处理办法应当由分歧的内容决定,而不是由研究者对某个主义的喜好决定。事实工作、解释工作和价值工作可以相互支持,但各有不能省略的环节。相对主义若帮助我们找到被省略的条件,便增加了清楚性;若它用条件不同直接阻止所有继续检查,便缩减了清楚性。名称相同,实际作用可以不同。
这一点也使“中心主义”获得更严格的用法。一个人重视考据,不等于考据中心主义;只有当他把考据结果拿来取消不由考据独自决定的任务时,才出现需要检查的越界。一个人重视体验,也不等于体验中心主义;只有当体验被授予无需解释全部其他内容的地位时,问题才具体。强调某项内容与让它垄断所有裁判资格,必须区别,否则批判会把一切认真工作都误认为中心主义。
本节最后留下的,不是三类永不交叉的格子,而是三种能够相互返回的工作。新的事实可以改变解释,新的解释可以暴露原先事实记录的遗漏,新的价值问题可以要求寻找不同材料。路径不是直线,区分却仍有意义。只有知道此时在做哪一项工作,我们才能辨认自己的下一步是补充、改判还是扩大任务,而不让一句“各有各的道理”把所有道路同时关闭。
还有一种保留案例,可以检查这些区分是否只是因为熟悉小说而显得顺利。两位工艺教师讨论“稳定”。甲指的是样品在一次演示中没有移动,乙指的是不同使用者多次操作以后仍然能保持功能。两人最初都以为对方不理解最基本的词。若直接解释成个人风格不同,就漏掉了使用任务的差别;若要求乙接受甲的现场演示,也会让一次结果替持续性能作证。先写明任务,争论才获得可检查的结构。
任务说明以后,他们可以共同设计一次有限试用。这项试用并不来自完全无立场的空间,而是二人根据不同关切共同建造的安排。它可能仍然不充分,却已经能够揭示原先各自演示无法区分的问题。这里的公共性不是起点纯洁,而是相关者能够检查规则、理解操作并提出具体修改。共同条件有来历,仍然可以形成约束;有选择,不等于结果任由选择者规定。
假如试用结果支持甲在原任务中的主张,同时支持乙对推广范围的担心,两人不必争夺谁整体获胜。可以保留甲的局部成果,增加乙指出的条件,并据此修改说明。一个框架不需要全部失败,才能从另一个框架获得内容;一个异议也不需要推翻全部成品,才能有价值。若只有彻底否定才能算批评,思想交流就会被人为推向阵营对抗,许多真实修正反而不再被看见。
另一个可能是,甲认同试用规则,却在结果不利时突然说乙的“稳定”属于另一种世界,二者无法比较。这个回应需要说明为什么此前认可的共同任务失效,不能只凭框架不同就撤销自己先前的承诺。框架可以改变,改变应保存历史。如果相对主义只在有利时允许共同检验,在不利时立即退回私人条件,就不是一项一致的有限性原则,而是对受检义务的选择性使用。
乙也可能犯对称的错误。他借新试用发现了一个真实限制,随后宣称甲过去的所有工作都没有认识价值。实际上,局部限制并不直接取消所有旧任务中的有效性。新条件可以修订旧结论的范围,而不必证明旧经验完全虚假。能够保存这种层级,是研究者不把每次新发现都变成全面裁判的条件。知识的修改不是为了让获胜的一方拥有更大的身份,而是为了让每项主张承担更准确的范围。
这个案例还帮助区分改造对象与改造描述。有时两位教师只是把同一功能说得更准确,有时他们根据新理解实际改变了样品结构。前者是认识表达的变化,后者还包含现实安排的变化。两者可以相互促进,却不能因为新词出现就说新物已经发生,也不能因为实物改变就说理解已经充分。相对关系中的变化要落到具体层次,不能由“框架转换”一个词包办全部过程。
若共同试用始终没有形成足够清楚的结论,二人也可以暂停并记录缺口。暂停不证明一切标准都相对,也不证明其中一方根本没有资格发言。它可能只说明当前材料不足、比较成本过高或任务仍未界定。把这些具体不足保留下来,未来才能知道应当补什么。一个宏大的不可通约结论若没有给出比这些局部解释更多的内容,就不应仅凭宏大而取得优先。
因此,保留案例的作用不仅是给理论增加一次成功演示,也应给它真正失败的机会。若本文提出的分层方法在工艺讨论中只增加术语、没有帮助确定试用对象,就应当承认它尚未迁移成功;若三方程无法指明哪条关系被遗漏,也不应强写缺少第三维。只有允许新案例限制方法,方法才不是靠不断改写案例来维护自己。跨情境成立的认识需要更多工作,而不是更大的口号。
第八节 三方程:立场的边界怎样形成
本章选择一个具体判断作为S,例如小梅关于小说结尾的评价,而不是把她整个人当成一个永远固定的立场包。D包括阅读、比较、误解、讨论与改写的差异序列;E包括版本、语言、共同任务、他人的回应和既有经验的特征纠缠。这样界定之后,三方程才有具体研究对象。它们不会仅靠字母证明某项评价正确,而是帮助追踪评价及其条件怎样互相形成。[9-2]
S=F(D,E)把立场从天然属性改为需要解释的显露。小梅的判断可能与她读到的版本有关,也可能与她先前提出的某个问题有关;这些因素需要逐一查明,而不是只因她属于某种类型就被自动推断。相同的结论可以经过不同路径形成,不同路径并不自动决定结论真假,却可能说明结论在面对新材料时怎样被保留或改变。发生解释应增加这种区分,而不成为取消效力的捷径。
D=G(S,E)研究已有判断如何组织后续阅读。若小梅已认为结尾温和,她可能更注意连续关系;若阿远认为结尾存在未解决损失,他可能更注意被中断的情节。这只是待检验的选择机制,不是对任何持不同意见者的心理诊断。二人都可以主动寻找不利材料,也都可能因他人提出问题而改变路径。已有立场有作用,不表示它已经决定全部认识。
E=H(S,D)则研究讨论怎样改变共同条件。一次版本核对形成了可共享的文本,一次争论产生了新的问题清单,一次有根据的改判可能使成员更愿意公开不确定性。相反,若每次异议都被贴上身份标签,后续发言的条件可能变窄。这些变化需要观察实际材料,不能因为SDE强调回写就宣称一定发生。环境和语言不是背景列表,而可能是活动的持续产物。
对相对主义而言,第三条关系尤其重要。框架不是只在开始时提供尺度,它也会因使用结果而改变。一个小组发现原有词汇无法区分两种解释,可以增加例子、修改定义或保留双重表达;这些变化会影响后来哪些问题容易被提出。如果理论把框架视为固定相对端点,便可能遗漏这一方向。若理论已经研究框架变化,SDE就应与其具体机制比较,而不是仅凭新字母声称新增了变化本身。
六路径可以将不同入口拆开。E→D→S从共同材料和任务开始,经阅读与讨论形成判断;E→S→D则在新的语境里先出现一个初步差别,随后引出进一步核对。例如,两个版本同时放在桌上,小梅立即注意到一段删节,这一显露使小组重新组织讨论。先有共同条件,不意味着判断由组织者预定;新条件可以支持,也可以反驳原先期待。
D→E→S从不断追问开始。成员发现缺少能够比较的资料,于是建立新的文本对照,随后形成更准确解释。D→S→E则由一次试读先得到初步判断,再根据判断安排新的资料与参与者。两条路径提醒我们,共同标准可以在解决局部困难时逐渐形成,不必总等到所有人先承认一套完整哲学。但逐渐形成并不保证最后正确,每一步仍需保存不利材料与未决部分。
S→E→D与S→D→E保存继承已有立场的合理性。阿远可以带着原有判断进入新的版本比较,再修改阅读方法;小梅可以从自己的解释出发设计一个反例问题,进而形成新的共同材料。先有立场并非认识错误,错误在于立场是否禁止相关改变。没有起点的开放只是抽象姿态,真正的探究往往需要从一个可说明的暂定判断开始。
三原理在这里帮助辨认改变对象。若讨论路径D与现有文本和概念E不断冲突,可能需要改变S,把过大的总体评价拆为更明确的局部判断。例如,不再要求立即决定结尾究竟好不好,而先问它怎样处理关系、怎样处理损失。拆分不是为了让所有人永远各说各话,而是使原先混合的问题获得可以比较的形状。新的问题定义应反过来调整材料与讨论路径。
若判断任务S已经明确,现有材料E也足够,讨论D却陷入相互贴标签,可以改变讨论次序:先由各方重建对方最有力量的理由,再提出一个具体疑点。这个程序不保证达成一致,但可以检查误解是否导致冲突。若程序只让人用更多礼貌语言重复原立场,却没有增加任何区分,就不应因其看起来更文明而宣称解释已经改善。过程的价值需要与任务结果连接。
若任务S要求比较两种解释,实际D却因版本和术语混乱无法进行,应当改变E:建立共同文本、明确词语用法或引入第三个可比较案例。共同条件不必来自一个原先就在上方的无条件法庭,也可以是参与者的建造结果。建造时同样有选择,需要公开选择与损失。新的E若只允许一方熟悉的表达进入,便可能把原来的不对称换成新的程序形式。
三界的互动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同一讨论同时有多层后果。理念层面,概念和解释发生改变;现实层面,成员交换材料、修订文本并组织行动;自我层面,有人发现自己可以承认错误而不失去参与资格,也有人重新理解自己的偏好。不能把自我变化当成理论已被证明,不能把理论清楚当成关系已经修复,也不能把气氛和缓当成事实争议已经解决。三界共同存在,仍需各自证据。
这套分析还为视角变化提供更细描述。并不是一个毫无变化的主体在固定对象周围任意旋转,而可能是主体能力、对象的可辨认结构、材料和问题一起改变。为了某次比较,我们可以保留一个稳定对象假设;当假设不能说明新材料时,就需要重新划分。这样的视角发生研究不取消对象持续性,而是要求说明持续性如何在具体比较中得到支持,不让它总以未经检查的赠品进入。
可以提出一项有限的验证任务:让两个阅读小组面对同样的有意设计的版本差异,一组直接用立场差异解释争论,另一组先核对材料、再区分问题层级,记录各自能否发现误引与保留真正价值分歧。这个设计本身还需控制教师提示与任务难度,不能预定第二组一定更好。它提供的是检验本书分析是否增加区分能力的起点,而不是已经完成的实证成果。
另一个任务可聚焦框架改变。记录同一小组前后使用的术语,看新表达是否确实帮助辨认原来混淆的情况,还是只是增加了一批名称。若没有新判断能力,就不能把词汇扩张当成思想生成。若确实发现新的可比较关系,也不必因此宣布所有框架最终必然统一。局部可交流性可以成立,而总体统一仍然是另外的、尚未证明的主张。
模型应当说明的变化很具体:什么材料使一项评价改写,哪次交流形成了新的共同问题,原来用来划分双方的标签何时不再适用。它不是给每个人再配一个“环境”,而是研究相对关系的单位怎样形成和改变。若始终只记录两个不动的观点,再增加动态术语,发生分析就仍未开始。
第九节 能够翻译,也能够保留差异
读书小组不再以“各有道理”作为自动终点,也不再要求每次讨论必须形成一个统一总评。主持人先请大家说明正在判断什么:文本事实、解释力度,还是个人感受与价值取舍。这个动作很小,却使许多互相替代的回答失去藏身处。指出页码的人不必因此成为审美最高权威,表达感受的人也不能以感受为误引辩护。每个人的发言开始有了更清楚的对象。
第一项重建是写出条件,而不只写立场名称。说自己属于某派,不能代替说明手中材料、问题目标和推理关系。小梅可以说自己依据哪些情节、重视什么价值、暂时没有处理哪一部分;阿远也可以如此。条件说明不必每次冗长,但应足以让别人知道在哪里提出相关质疑。一个完全无法被定位的立场,往往也难以被继承和修订。
第二项是先识别可以共享的部分。共享不需要覆盖全部哲学,有时只是同一份文本、一个明确动作或一项共同承诺。先从这些地方核查,可以减少将所有问题都扩大成框架冲突的冲动。若连材料也不同,就先说明不同;若材料相同但任务不同,就标明任务;若二者都相同而解释不同,再进入真正的解释比较。共同性应当通过工作获得,而不是靠宣布消除差异。
第三项是建立局部翻译,而不急于追求完全等同。小梅使用“温和”,阿远使用“补偿”,二人可以各给一个正例和反例,解释这些词怎样工作。两个词可能部分重合,也可能保留不可直接换算的关切。翻译的成果可以是“这里相同、那里不同”,不一定是一对完全等价的词。承认翻译损失,比假装完全理解更能支持下一步讨论。
第四项是让反例具备共同可辨认的形式。不能只说“我的框架不接受你的证据”,而应说明证据为何不相关,以及什么材料可能相关。对方也不能只因某项证据在自己的框架中重要,就要求别人立即服从。双方可以尝试寻找一个都认为会产生差别的案例;若暂时找不到,应当记录分歧所在,而不是立刻推出永远不能比较。未解决状态可以诚实保存,不必装成解决,也不必装成不可能。
第五项是分开共识、协调与真理。大家为了完成共同文章,可以协调采用某种表述;这不必表示每个人都认为该表述已经是唯一真理。两人可能一致承认某个事实,却仍然在价值上分歧;也可能暂时采用一个规则,但保留对它的进一步检验。把这些状态分别写清,可以避免行动需要逼迫思想伪造一致,也避免思想未决成为任何共同活动都无法开始的理由。
第六项是保存框架变化的记录。某个词的定义变了,某项材料进入了讨论,谁因此修改了哪一句,都可以简短记录。版本变化不是承认过去毫无价值,而是让后来者知道当前结论如何形成。若只保存最新共同表述,原来提出关键异议的劳动可能消失;若永远保留全部旧争论而不做整理,材料又可能难以使用。记录需要与任务相称,既保存承重差别,也允许压缩重复过程。
第七项是明确不同意见者的地位。一个人没有接受最终共同解释,不应因此自动失去继续提出相关材料的资格;但他也不能仅凭不同意,就无限要求所有人停止。共同任务可以在有限条件下前进,同时把未决分歧附带保存。未来若出现与分歧有关的新材料,可以重开。这样,既避免以一致为名抹除差异,也避免以差异为名赋予个人永久阻断权。
翻译是否成功,也不宜用赞同程度来衡量。小梅能够准确说明阿远为何看重人物失去的可能,却仍然更重视残存的关系;阿远能够承认她没有忽视损失,却仍然不同意她的权衡。两人已经减少误解,未必减少全部分歧。若只有结论相同才算理解,共同语言就会被偷换成统一答案,翻译也就成了要求另一方归顺的过程。
一种可检查的翻译,应使对方能够认出自己的理由,并指出哪里仍被遗漏;一种可保持差异的合作,则应写清哪些事实共享、哪些解释仍在竞争、哪些取舍目前没有合并。这样,共同工作可以得到成果,而不必以消灭所有位置为代价。相对性的出路不是永远各守一格,也不是让其中一格重新占据所有格子的上方。
这些安排都包含价值选择,本书应当说明其理由。它们服务于一种愿意共同理解材料、比较解释并保留修订的探究,而不是声称一切人类活动都必须遵守同一套讨论程序。一段私人抒情可以不承担研究论文的任务;但当它开始宣布所有研究都无意义时,就进入了另一项主张。角色转换应增加说明义务,而不应成为规避说明的办法。
重建也需要承认成本。逐层核查可能比一句各有道理更费力,但不是每次日常分歧都值得完整展开。可以根据实际后果与共同目标选择粒度。一次随意谈论可以保留不同偏好,一篇公开解释则需要更充分核对,一项长期合作可能需要更明确的修订机制。方法的强度应与任务相称,不能因为它在复杂研究中有用,就要求所有人每次聊天都进行方法论审查。
对于已经明确的错误,重建不要求永远悬而不决。若同一版本中确实有那段文字,相关否认就应修改;若计算确实有误,也不必等待全部框架讨论结束。有限的确定性可以成立,它不必为整个世界担保。保护这种局部纠错能力,是避免相对主义沦为一切都不能判断的重要条件。承认某项错误,也不必把犯错者整个人归入失败立场。
对于仍然存在的价值分歧,重建允许保留不同理由,同时寻找实际可共处的安排。这不是证明双方价值同样真,也不是认为分歧永远不变。它只是承认在目前材料与任务下,没有必要伪造一个最后总分。共同生活和共同研究可以通过有限承诺前进,新的经验又可能改变承诺。稳定的合作不一定建立在全体信念相同之上,也可以建立在差别被准确说明之上。
若这样的程序在实际使用中只增加形式而没有改善判断,就应当修订。主持人可能要求每个人填很多表,却从不真正处理反例;小组可能保存大量版本,却无人能找到关键变化。这些失败不能因程序使用了开放、翻译或SDE等词就获得宽恕。方法应通过可辨认的解释收益取得理由,而不是把善意名称当作效果证明。本书的建议也要面对它要求相对主义面对的实践。
最终,我们希望形成一种带条件但不封闭的判断:它知道自己的位置,却不把位置当作牢房;它愿意翻译,却不假装翻译没有损失;它能够纠错,却不把局部正确变成对一切发言的垄断;它可以保留分歧,却不提前宣判所有交流都失败。这样的判断不是对相对性的简单否定,而是让相对性继续接受发生与比较,而不成为停止发生的最高命令。
这项方法也不要求每种私人表达向所有外部评价无限开放。一个人可以说明自己此时只在记录感受,没有提出关于别人的普遍断言,也没有要求他人服从其标准。尊重这个任务边界,与允许公共主张接受相关批评并不冲突。真正需要审查的是,某种表达何时越过私人记录,开始替其他人的知识或行动作总判。边界可以保护有限活动,也不能成为强主张逃避说明的通道。
第十节 拆除最高标准,不给拆除者保留最高席位
小梅和阿远最后共同写了一段作品介绍。介绍没有伪装成毫无差异的声音,也没有只说读者可以各有看法。它核对了版本,说明了两种有材料支持的解释,并把仍然存在的评价分歧交代清楚。读者可以据此继续阅读,而不是被迫接受某个人已经写好的最终情绪。共同成果并未消灭立场,却让立场不再只是需要被尊重、不能被理解的标签。
本章没有证明所有判断都能被化成同一个尺度,也没有证明不同框架最终必然统一。它只展示了,承认条件不等于取消理由,发现分歧不等于证明不可交流,保留差异也不等于所有观点同样成立。每一次从有限观察走向普遍结论的跨越,都需要额外说明。相对主义可以批评别人的假普遍,也必须允许自己的不可能性宣告接受同样要求。
它真正可能借用的,并不只是某一项绝对主义内容,而是对全部判断分类和裁决的最高位置。所有人都被解释为立场的产物,解释者却不必接受竞争解释;所有标准都被说成有条件,规定这一点的标准却不再说明条件;所有观点都被要求留在框架里,框架的边界却被当成无须发生的事实。这样的结构不一定出现在每个版本,但出现时需要被精确指出。
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静态的相对性。它看见不同S,却把形成这些S的D与E压缩成身份标签;它承认不同标准,却不研究标准怎样由互动改变;它强调没有共同起点,却不允许共同条件成为过程的产物。于是,一种反对固定真理的思想,可能保留了固定关系单位。它让内容流动,却使内容所属的盒子永不流动。这是本书提出的发生学诊断,而不是所有相对主义已经被证明具有的本质。
然而,若某个理论明确限定自身,承认框架变化,允许局部共同检验,并为自己的分析提供可比较理由,本章应当承认其开放性。不能为了保住“都是”二字,就说真正开放的理论不算主义。那样做只会把命题改成一个无法反驳的定义。书名应当承受研究结果,而不是研究结果被迫服从书名。能够推翻一项过强概括,正是本书自己的发生应当允许的成果。
本章的判词因此是:相对主义的危险,不在于承认判断有位置,而在于让“判断有位置”成为一个自称没有位置的最高判断。它拆除别人的绝对资格,却可能给拆除行为保留绝对资格;它让所有立场交代来历,却可能让相对关系的单位、边界和解释者借“多元”之名退出同样的追问。反对独断,不应成为独占反独断资格的理由。
相对性也可以走向另一种结果。它可以使我们更准确地说明条件,更认真地接触不同经验,更愿意在共同任务中改变自己的问题。它的价值不必依赖宣布所有真理失效,而可以体现在减少错误推广、发现真实差别和形成新关系。这样的相对性不需要为每个框架修一堵墙,也不需要为自己建一座墙外的观察塔。它从有限位置出发,仍然能够与其他位置共同工作。
SDE的贡献同样应当在这个范围内获得检验。三方程使判断、路径与条件的互生保持可见,六路径提示不同的进入方式,三原理引导寻找被固定的改变位置。这些方法可以帮助,也可能在某个案例中没有额外收益。若没有收益,本书应当说明;若产生新问题,也需要继续处理。以发生学之名宣布自己天然位于所有框架之上,会直接重建本章刚刚拆除的观察塔。
至此,我们已走过实践、理性、经验、规则、物质、精神、选择、幸福与相对性。每一处都可能成为合理工作的入口,也可能被抬成不再需要说明的最高裁判。最后还有一种姿态,看似不愿占据任何裁判席,只不断提出疑问。它不轻易承认结论,不轻易交出判断,却仍然需要决定怀疑什么、要求什么证据以及什么时候继续行动。第十章将把审查带到怀疑本身:拒绝过早相信,是否也需要防止质疑者取得永远不必作答的位置?
本章原典与研究资料
[9-1] Plato, Theaetetus,Benjamin Jowett英译公开文本,Project Gutenberg电子书1726,https://www.gutenberg.org/files/1726/1726-h/1726-h.htm 。本文核对对话正文关于尺度、判断差异、智慧资格以及自我反驳的相关段落;不将译者导言当作柏拉图原文,不将苏格拉底角色的重建当作普罗泰戈拉完整原著。本文不据此替所有现代相对主义下结论。
[9-2] 王德生:《SDE三方程导论》全书初稿v1.0;《大师思想解构和建构Skill》v3.0;本书此前关于视角发生、固定对象假设及条件回写的研究口径。四类相对性、条件性判断协议和阅读小组比较设计为本文提出的分析与候选方案,不冒充既有实证结论。